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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托馬斯?里德是18世紀西方哲學史上一位不容忽視的哲學家，他提出的常識哲學在當時的蘇格蘭等歐洲國家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文章首先對常識哲學做了較為簡潔、客觀的解讀，并在此基礎上將常識哲學與懷疑主義、理性批判相聯系來展開探究，從而進一步深入理解里德的常識哲學思想。

【關鍵詞】托馬斯?里德；常識哲學；懷疑主義；理性批判

常識哲學作為一種理論是在18世紀被蘇格蘭哲學家托馬斯?里德提出的，這一哲學立場在蘇格蘭啟蒙運動中發(fā)展成為一種以常識哲學為基礎的哲學流派。然而，對里德哲學思想的探究，以及對常識哲學學派的探究，都首先需要對常識哲學理論進行客觀的理解與分析。因此，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以常識哲學為核心來對里德哲學思想的基礎性探析。

一、常識哲學的概述

“常識”“哲學”，一對看似對立的詞結合在一起，那么該如何恰當地理解“常識哲學”呢？對“常識哲學”的理解重在對“常識”的恰當解讀。里德對“常識”的解讀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常識”的字面意思，即與“理性”相對，不涉及哲學思辨的且被人們普遍接受的準則；第二個層次，是“里德對常識合理、有效的解說”；第三個層次，里德對常識的思考受其基督教信仰的影響，即他認為人類所依據的常識是造物主賜予人類的珍貴事物，故將自己的哲學貼上“常識”的標簽。

在里德看來，“常識”的事物往往是基礎而又重要的事物，通常被給出一些通俗易懂的描述性規(guī)定。理解一個概念的方法之一是參照其對立面或相關領域，對常識哲學的理解可以參照以休謨?yōu)榇淼挠^念論哲學。觀念論哲學的核心觀點是，只有觀念或印象是人類思維的直接對象，人類的心靈不能跨越觀念或印象實現對其他存在的認識，也就是說我們心靈內部的觀念和印象是心理活動的直接對象，是思想的對象；相應的，哲學的作用在于對心靈與知覺做出反省。常識哲學的初衷則是要運用歸謬法對觀念論的結論進行反推，從而找出觀念論基本預設中的錯誤。常識哲學所遵循的是一些由描述性標準組成的原則，這些原則的結合具有彈性、韌性和牢固性。此外，里德把我們對一些原則存在的信念歸于我們的自然構造，這些原則的存在被我們視為不證自明的、自然而然的。這里所說的原則也就是里德的常識原則，與其相對的則被里德視為“謬誤”，即觀念論與懷疑論。常識哲學的基本主張是：“外部物理世界的真實存在，自我人格身份的同一，他人之為與自我一樣有智力、能行為的人格存在，道德區(qū)分的真實性，因果、能力和自由的真實性，等等?！背ＷR哲學，簡言之就是從哲學的角度論證常識為何可以成為常識的哲學，目的在于說明常識的非凡之處。

二、常識哲學與懷疑主義

關于常識，里德認為我對某些原則的確信源自人類本性的構造，雖不能給出關于這些原則的理由，卻又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視之為理所應當的，這樣的原則被稱為常識，與之相反的則為荒謬。里德所謂的常識是不需要證明，也無法證明的，是被人們普遍接受，毋庸置疑的一些知識。關于外部世界的存在，里德立足其直接實在論指出，我們的知覺知識是通過與外部客體的直接接觸來把握的，所以在感官可靠的情況下獲得的知覺信念就是正確的。相反，懷疑論者認為對于外部世界知覺的信念應該得到理性的確證，理性高于通過感官獲得的知覺。里德贊同懷疑論者所認為的“我們關于世界、自我、他人及因果關系存在的信念未經理性奠基，因此是不能被合理接受的”。具體而言，對于信念的態(tài)度懷疑論者認為所有信念直到其證明為真，且得到理性的確認方可被接受，而里德認為所有信念直到其被證明有錯之前，都是被接受的。

對此，里德抨擊懷疑論的基礎是：認知官能都是平等的，即知覺知識與推理而得的理性知識是平等的。懷疑論者認為，感官的可靠性也是被懷疑的；相反，里德認為，我們通過感官獲得的知覺是可靠的，也是可錯的，但是這種錯誤是可以被改正的。徹底的懷疑論不接受爭論雙方共同的預設，而這樣的爭論是不存在的，因為有些人即使在沉思時拒絕常識原則，但實踐中仍不得不受制于常識，懷疑論者在懷疑外部世界的時候已經預設了一部分感官是可靠的，懷疑論者在實際生活中并不是完全排除常識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接受的，懷疑常識這件事本身就蘊含對一些常識的預設。休謨曾這樣說：“一個哲學家如果只是意在把人類的常識陳訴在較美妙動人的觀點中，那他縱然偶爾陷于錯誤，也不至于錯的太遠。他只要重新求訴于常識和人心的自然情趣，那他就會復返于正途，使自己免于危險的幻想?！彼岳锏抡J為徹底的懷疑論是不存在的。

關于懷疑論的思考。懷疑主義者認為他們的觀點無法通過理性得到辯護，但他們仍然在繼續(xù)自己的推理方法且堅信不疑，同時，懷疑論者即使不能確定可以通過哲學論證來確證物體存在的原則，但他們仍不得不同意這一原則的真實性?！白匀徊⒉辉寫岩芍髁x者在這方面自由選擇，并且無疑地認為這件事太重要了，不能交托給我們的不準確的推理和思辨。我們很可以問，什么原因促使我們相信物體的存在？但是如果問，畢竟有無物體？那卻是徒然的。那是我們在自己一切推理中所必須假設的一點?！痹诖耍葜兠鞔_地表明自己對物體存在的懷疑只限于知識斷言的依據問題，即能夠使我們相信物體存在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本體論意義上的物體究竟是否存在，即“畢竟有無物體”。本體論意義上的存在是所有推理中都應該默認的，這與里德把常識作為思辨基礎的觀點是一致的，而里德將休謨哲學概述為“自然中除觀念外無物存在”卻是失當的。

關于常識應該是人類知識和行為的終極依據這一主張，里德與休謨殊途同歸。里德對此曾做出過深刻的哲學思辨，如我們的自然官能是如何有效獲得信息的，狹義的理性為什么不能以自身為標準來衡量和判別其他官能，我們自然官能運作機制是何以在語言中進行見證的等等；休謨則由于他的“自然信念”學說，從思辨及其主張的懷疑主義走向了常人的心理狀態(tài)和常識。因此從“常識”是作為理性思辨基礎的常識這一層次來看，人們籠統(tǒng)地把里德的常識哲學與休謨的懷疑論相對立也有失妥當。

三、常識哲學與理性批判

里德與康德是同一時代對休謨思想進行反觀的哲學家，但是相較于康德恢宏而思辨的哲學體系，里德對休謨思想的解讀就顯得相形見絀，而且里德對休謨的理解存在不恰當的地方，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把知識學層面上的懷疑主義錯誤地理解為本體論層面的懷疑主義；另一方面是對巖芍饕逶詰賴卵Я煊虻謀駒瓷形廾魅返娜鮮丁M時，康德的著作以及對于康德研究的著作，都是里德的著作以及對于里德研究的著作在數量上所無法匹敵的，對于里德的研究基本上是以批判哲學作為參照的。學者們普遍發(fā)現里德與康德都努力為經驗尋找超經驗的基礎，里德稱之為“常識”，康德稱之為“理性”。因此對常識和理性的探究是要將里德與康德相聯系來展開的。

雖然里德與康德在哲學方面的立論是風格迥異的，但二者在知識學和道德學兩方面的研究策略是相通的。在道德學方面，里德和康德都認為道德的本質是要超越情感主義和功利主義，理性是道德判斷的基礎，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道德的律令絕對形式的問題；道德意識和道德經驗的有效性問題；道德價值歸屬于外在的功利抑或內在的意志的問題；人類實踐的存在方式與思辨的存在方式之間的關系；經驗性的動機與理性要求在道德中恒久存在的沖突等等。在知識學方面，里德與康德對認知中人類智識能力作用的理解是一致的，他們感性/經驗知識的內在精神層面是基本一致的。里德的表述為：心靈對感官信息的理解依據的是首要原則的運作，從而得到確信和概念?？档碌谋硎鰹椋盒撵`對感性材料的接受和整理依據范疇，不僅在表述上相符，而且在方法上也一致，關于人類知識的要素和基本框架中二者都用概念/范式來取代“印象”和“觀念”。

對于常識哲學的理解，不僅要看到里德與康德相通之處，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他們的不同。他們的不同可以概括為以下兩點：一是對哲學體系自身建構的問題，二是對人性經驗中宗教成分的理解問題，這一問題關涉自然神學的合法性與可能性。這里主要從哲學體系自身的建構問題來比較康德與里德的不同?？档抡軐W體系的建構是從理論理性自身的完滿為假設的出發(fā)點，得出“理論首要的是實踐”的最終結論，正是出發(fā)點與結論之間的悖謬關系使得康德哲學體系具有很強的張力。里德哲學體系的建構運用了兩種方法：首先是把知識學和道德學作為兩大平行的要素，其次是用“自為”概念將知識學和道德學統(tǒng)一起來。具體而言，心靈根據知識學中有效的首要原則運作而得到知識，根據道德學中有效的首要原則而產生道德行為，知識和道德都是自為的狀態(tài)之一，自為將知識學和道德學的融通最終使得常識哲學完整自洽。

四、結語

概言之，里德的常識哲學是受其的影響而形成，不妨把這一哲學思想理解為從哲學的角度探究常識何以為常識的哲學。由于很多學者對常識哲學的理解僅僅停留于字面意義，而沒有挖掘出常識哲學本身所蘊含的深層含義，因此本文從懷疑主義與理性批判兩個維度對里德的常識哲學進行了進一步的探析，有助于更客觀地理解里德的常識哲學思想。

【參考文獻】

[1]張曉梅.托馬斯?里德的常識哲學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文玉林.托馬斯?里德與懷疑論[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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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于導課，誘發(fā)興趣

俗話說：“良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用數學導入新課不失為一種事半功倍的好辦法。它能給學生耳目一新的感覺，會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促使學生自覺地去琢磨數學的寓意。這時如果教師再加以引導，學生很快就會進入學習境界，有效地激發(fā)出急切學習新內容的強烈愿望。

比如，在講“矛盾就是對立統(tǒng)一”這框時，教師不是急于出示新課題，而是采用數學知識導入新課。首先出一道m(xù)÷n＝m×■的等式，問學生：“在什么條件下這一等式成立？”一下子就把學生的注意力吸引過來了，學生們紛紛回答說，當n≠0的條件下成立。這時教師指出，當n≠0的條件下，除就可以轉化為乘，這種轉化從哲學的角度來說就是矛盾的轉化，我們今天一起來學習“矛盾”的有關內容。于是很自然地開始了新課的講授，起到先聲奪人，引人入勝的教學效果。

二、用于課中，加深理解

高中哲學教材理論性，思辨性強，其中的概念、原理都是對大量自然知識的概括、提煉。如果提綱式的照本宣科，平鋪直敘，很容易使學生覺得哲學知識玄、虛、空，很難使其理解教學內容。有些原理，教師即使使出渾身解數，學生仍如籠罩在云霧之中，甚至越聽越糊涂，其結果是教師口干舌燥，學生昏昏欲睡。數學具有形象、具體、生動的特點，如果教師在哲學教學過程中穿插一些數學知識，印證教學內容的正確性，會使抽象的概念具體化，深奧的道理形象化，使學生感到哲學并非如想象的那么抽象，那么難懂。

比如，在講“量變引起質變的兩種形式”時，先出示兩道數學 題目：“一是畫了個立體圓臺，請問，當上圓的半徑慢慢縮小，變?yōu)椤?”時是什么圖形？當上圓的半徑慢慢擴大，變?yōu)榕c下圓的半徑相等時是什么圖形？（當上圓的半徑等于“0”，圓臺就變成了圓錐形；當上圓的半徑與下圓半徑相等，圓臺就變成圓柱形）。教師點撥，上圓的半徑等于“0”或上圓的半徑與下圓半徑相等是圖形變化的關節(jié)點。然后指出，這就是哲學上所講的由于數量上的增減，引起質變的一種形式。二是運用數學當中的圓面積S=πr2，圓周長1=2πr(π為圓周率，r為半徑)，分析同樣一個“2”。由于“2”所寫的位置不同，得出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公式，如果把圓的面積公式用來計算圓周長，就會使人笑掉大牙。這就是哲學上所講的由于構成事物的成分在排列次序上發(fā)生變化，引起質變的另一種形式。這樣通俗易懂的講述，對幫助學生理解量變引起質變的兩種形式起到水到渠成的作用，提高了課堂教學效率，達到教學目的。

三、用于小結，升華主題

課堂小結的目的，不只是“溫故”，還要在此基礎上“知新”，升華到一個新的高度。如果把導課和課中比作“畫龍”那么結尾就象“點睛”了。結尾的“點睛”之功，最重要的一點，是要求教師小結時要揭示學習該課的目的，這在哲學上就是方法論。用數學方法結尾，可以避免教學內容的機械重復，變“死龍”為“活龍”，把課堂教學再次推向，達到知識性和思想性的統(tǒng)一。

比如在講“全面分析矛盾，堅持兩分法，防止一點論”這框的結尾時，不是用抽象的重復什么叫全面分析矛盾的觀點作為小結，而是運用數學當中絕對值的知識去作為結尾。在結尾時出示｜a－b｜=？這個題目。請學生回答，｜a－b｜究竟等于多少？學生情緒高漲，暢所欲言，但出現了好幾種答案，然后請一位同學回答，概括了三種情況：當a＞b時，｜a－b｜=a－b；當a=b時，｜a－b｜=0；當a＜b時，｜a－b｜=b－a。教師最后指出，這就是全面分析矛盾的方法，它告訴我們看問題辦事情要全面分析，堅持兩點論，反對一點論。這種結尾，鞏固了新課，升華了主題，提高了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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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程改革重視學生綜合能力的提高，注重對學生創(chuàng)新思維能力的培養(yǎng)。高中哲學常識課培養(yǎng)學生創(chuàng)造性思維能力有著其他學科不可比擬的優(yōu)勢，本文從有意識地培養(yǎng)學生的非邏輯思維、結合教材思路介紹創(chuàng)造性思維方法、重視發(fā)散思維的培養(yǎng)為創(chuàng)造性思維提供多種可能、挖掘教材內的創(chuàng)新內容感受創(chuàng)造性思維的過程四個方面就高中哲學常識課培養(yǎng)學生創(chuàng)造性思維能力進行了探討，僅供參考。

一、有意識地培養(yǎng)學生的非邏輯思維

創(chuàng)造性思維是邏輯思維和非邏輯思維的有機構成，可以說，沒有嚴密的邏輯思維難有創(chuàng)造性思維的成果。但是大量的試驗驗證，非邏輯思維在創(chuàng)造性思維中發(fā)揮的作用往往要優(yōu)于邏輯思維。非邏輯思維有直覺思維和靈感兩部分組成，直覺思維依賴于學生頭腦中知識和經驗的積累，一旦有相關的外部信息出現，學生可迅速做出判斷。在實際的教學中，教師在引導學生掌握扎實理論知識的基礎上，要有意識地引導學生就某一問題進行多思維的探索、發(fā)現、驗證、實踐。久而久之，學生直覺思維解決問題的知識儲備就充盈起來，在潛移默化的熏陶中，問題解決的能力也會得到大幅度提升。比如說；在某些哲學原理的學習中，教師可首先出具一些相關性的事實材料，學生閱讀后說出其中蘊含的哲理。教師就某一哲學原理進行詳解，然后比較學生理解下的哲學原理，找出異同，分析根本差異所在。然后，再呈現一些相關的事實性材料，讓學生馬上說出其中蘊含的哲理。經過這樣長時間地訓練，學生遇到問題進行直覺思維的能力將大幅提升。

靈感是非邏輯思維的另一種表現形式，靈感地產生不是憑空降臨。這依賴于學生長時間就某一問題的思索，依賴于長時間就某一問題的知識積累，依賴于相關知識間的聯系。高中生雖然知識儲備有限，但是也有靈感的閃現，只要教師給予充分的鼓勵和表揚，相信高中生捕捉靈感也會在剎那之間。高中哲學常識課培養(yǎng)學生善于捕捉靈感的能力，可通過“頭腦風暴”的教學形式來展開，可就某一哲學問題分小組展開討論，大家暢所欲言、闡述觀點不做評判，要求的是辯證思維量的積累，在集體討論中相信“靈感”也就在不經意之間。

二、結合教材思路介紹創(chuàng)造性思維方法

高中教材編寫有其思路特點，所謂思路就是指問題解決的方式和過程。在一段授課內容結束之后，教師可引導學生分析教材解釋、解決問題的框架結構，并介紹所用何種思維方法，理順學生創(chuàng)造性思維的線索。

比如說在介紹“世界是客觀存在的物質世界”這一知識點時，教材充分利用了“分析與綜合”的思維方法，這樣教師在教授知識點的同時，可結合教材詳解結構實例在鞏固“分析與綜合”思維運用之妙。

教材對“世界是客觀存在的物質世界”這一論斷上，一方面提出“自然界不是神的意志產物”，“其存在和發(fā)展不依賴于人的意識”，由此可見，自然界是客觀存在的；另一方面提出“社會是客觀世界發(fā)展的必然結果”，分析了“支持社會發(fā)展的規(guī)律也是客觀的”，由此得出“社會的存在和發(fā)展不以人的意識為轉移，是客觀存在的。在系統(tǒng)分析自然界和社會都是客觀存在的基礎上，最后得出“整個世界是不依賴人的意識而客觀存在的，世界的本質是物質的”。教材關于這一論斷的介紹嚴格遵循了“分析和綜合”的思維模式，

在“分析和綜合”的思維模式中，“分析”就是將事物細化到具體的每個環(huán)節(jié)和構成要素，或者是將其發(fā)生發(fā)展過程細化到每個階段，就具體的環(huán)節(jié)或者是過程分別進行思考。而“綜合”則恰恰相反，是就細化的每個階段、環(huán)節(jié)等等等，進行有效的整合，將其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考慮。學生在了解這一思維模式之后，引導學生再回顧這一課的邏輯關系，學生就會一目了然。課文就“世界是客觀存在的物質世界”這一論斷從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角度進行分析，在對自然界的客觀性進行分析時，是從人類產生前后兩個角度分析。在對人類社會客觀性進行分析時，則是從社會的產生、存在、發(fā)展等幾個方面著手進行的。最后，將自然和社會同歸為一個整體，整合得出結論。通過概念介紹，結合著課本釋義結構框架，學生不僅僅可比較清晰的了解分析、綜合的思維方法，同時對于本課的理解也是更進一層。

三、 重視發(fā)散思維的培養(yǎng)為創(chuàng)造性思維提供多種可能

發(fā)散思維注重培養(yǎng)學生沿著不同思路需求解決問題的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模式對于發(fā)現新事物、開拓新領域、開發(fā)新產品都非常重要?？梢哉f，離開了發(fā)散思維，創(chuàng)新就不可談起。在實際教學中，教師要努力尋找思維發(fā)散點，培養(yǎng)學生多角度思考問題的能力。就哲學這門課而言，是一門非常抽象的學科，但是又時刻指導我們的日常工作和學習。

比如說：在教授“事物是普遍聯系的”這一知識點時，學生在掌握“聯系”概念之后，教師組織學生發(fā)散思考――現實世界中那些事物是相互聯系的。鼓勵班級學生多想象、多聯系、多發(fā)言，盡可能多的介紹實例。然后，就這些實例進行歸納、比較、概括、判斷，找出其中存在的異同點，最后得出論斷――“事物的內部相互聯系，事物的外部相互聯系，整個世界總體上是聯系的”。此時，可繼續(xù)發(fā)散思考，分析這些事物間的聯系都是正確的嗎？像是數字“4”不吉利、烏鴉叫喪等等，他們是否有科學依據？在師生探討中，學生可以清晰地認識到此類事物聯系的荒謬性，進而論證了“事物間的聯系是客觀存在的，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從而實現了對“聯系”本質規(guī)律的認識，充分地鍛煉了學生創(chuàng)造性思維。

四、挖掘教材內的創(chuàng)新內容感受創(chuàng)造性思維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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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著對這位“老商業(yè)”無比崇敬的心情，我們在2002年春節(jié)前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里，在張部長（人們已經習慣使用這種親切的稱謂來稱呼他，我們也就順理遵從這樣的叫法）的辦公室里采訪了他。

工作像上臺階――一步一腳印 做到腳踏實地

研究如潛海底――深入最基層 力爭有的放矢

張世堯1932年初出生在浙江省寧波市的一個店員家庭。在上海求學期間，他先后以優(yōu)異的成績畢業(yè)于上海中學高中商科和立信會計高等?？茖W校。1951年被國家分配到中央貿易部任辦事員。1952年體制調整，內貿與外貿分開，中央貿易部被分成商業(yè)部和對外貿易部，張世堯被分到商業(yè)部工作。他擔任過科長、處長、局長，1987年任商業(yè)部副部長。用熟悉張世堯的人的話說：張部長是個“臺階式”的干部，既沒有任何“背景”，也沒坐過“直升機”和“火箭”，而是從部機關最底層一步一個臺階走上來的。然而，張世堯也從來沒有因為工作地位和環(huán)境的改變，而改變他慣有的深入基層的工作作風。相反地，他的職位越高，他越是注重同廣大商業(yè)職工和周圍同志的密切聯系，注重調查研究，注重解決實際問題，從而，在商業(yè)工作實踐和經濟理論研究中有著不少獨到的見解。

1988年，正值我國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關鍵時期，城鄉(xiāng)市場雖然很興旺，卻十分不穩(wěn)定。各地程度不同地出現搶購，市場波動的程度是歷史上少有的。概括起來有四大問題：一是緊，商品供應緊缺面進一步擴大，供求矛盾突出；二是漲，市場物價上漲幅度過大，群眾實際收入下降；三是亂，流通領域秩序混亂，亂漲價，變相漲價，多頭搶購，哄抬物價，轉手倒賣，投機倒把等現象非常突出；四是搶，商品搶購風不斷出現，帶動了通貨膨脹和物價的大幅度上漲，使消費者產生緊張甚至恐慌心理。面對這些問題，剛剛擔任商業(yè)部副部長不久的張世堯帶領部里有關部門同志深入商業(yè)第一線，查問題，找原因，正確估計1988年下半年和1989年的市場趨勢，提出了“統(tǒng)一思想認識、整頓流通秩序、強化宏觀調控、增加有效供給、穩(wěn)定市場大局”的指導方針，并制定出加強農副產品收購、擴大工業(yè)品下鄉(xiāng)、確保大中城市節(jié)日供應、改進商品管理、穩(wěn)定市場物價、利用國際市場為國內市場服務以及全面深化商業(yè)改革、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商品流通新秩序等8項措施，受到領導和多方面的高度重視，在有關部門的大力協(xié)作下，使被動局面很快得到控制。

張世堯十分重視調查研究工作，只要部里沒有重要會議和重大活動，張世堯便帶領工作人員深入基層，了解新情況，發(fā)現新問題，占有大量第一手資料。他親自動嘴動手同身邊的工作人員共同撰寫了大量調查報告和會議講話，為國家宏觀決策提供了依據，對商業(yè)系統(tǒng)的工作進行了具體指導。

1991年9月間，張世堯同商業(yè)部的幾位同志深入我國西南地區(qū)了解情況，并對重慶市國營零售企業(yè)試行的“四放開”改革情況進行了認真的調查，撰寫出《對重慶市商業(yè)“四放開”改革情況的調查報告》，將當地一些成功的做法加以歸納總結，報經國務院領導批準，在重慶召開了現場會，并部署在全國商業(yè)系統(tǒng)推廣，對當時全國商業(yè)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也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90年代初期，在我國整個商品流通領域中，國營商業(yè)批發(fā)的問題最為突出，全國各地出現了一批虧損和瀕臨虧損的國營大中型商業(yè)批發(fā)企業(yè)，對于搞活商品流通，促進經濟順暢運行十分不利。張世堯和部里幾名同志對上海、天津等地經營工業(yè)品的國有大中型商業(yè)批發(fā)企業(yè)進行了調查。在調查中他們發(fā)現，國營大中型批發(fā)企業(yè)出現種種困難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國家深化體制改革，流通領域出現了多渠道批發(fā)和工業(yè)自銷、工商聯營、廠銷直掛等多種流通渠道和多種經營方式，主要是因為政策體制變化和市場機制作用的影響，同時也是由于批發(fā)企業(yè)自身轉軌變型嚴重滯后，內部機制遠不適應客觀形勢的變化。當時張世堯就明確提出國營批發(fā)企業(yè)的改革“必須動大手術”，必須作“脫胎換骨”的改革、改造和重組。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寫出了《關于搞好國營大中型商業(yè)批發(fā)企業(yè)的調查與思考》的調查報告，提出了意見和建議；并以部名義先后召開十大城市―商局局長座談會進行座談交流和全國商業(yè)廳局長會議討論部署如何重新構造工業(yè)品批發(fā)體制框架，重新組建新型的日用工業(yè)品批發(fā)體系等工作，對此，各有關部門反響強烈，多家新聞媒體爭相刊發(fā)上述報告和會議精神。

張世堯還十分重視市場信息工作，并在國內率先提出了市場預測的“四化”（經?；⒕W絡化、規(guī)范化、電腦化）標準和“四性”（靈活性、及時性、準確性、理論性）的要求，當時在商業(yè)部建立的商業(yè)信息中心和全國市場監(jiān)測預測系統(tǒng)倍受社會各方面的關注和推崇。

肩負歷史重任――參政更議政 反映實際問題

甘做百姓“喉舌”――心中裝農民 關切農村經濟

張世堯自1993年起就擔任全國政協(xié)委員。在每次的政協(xié)會上，他張口閉口都是談城鄉(xiāng)市場和商業(yè)改革與發(fā)展。在一次全國政協(xié)經濟委員會的會議上，他對10年商業(yè)改革成果及問題做了詳細闡述，全面、系統(tǒng)地總結了10年改革給商業(yè)體制帶來的5大變化（社會商業(yè)結構從單一化向多元化發(fā)展，商品購銷體制由統(tǒng)購包銷向多種購銷形式發(fā)展，企業(yè)運行機制由政府附屬物向自主經營的實體發(fā)展，供銷合作社改革由官辦向民辦發(fā)展，商業(yè)行政管理體制由微觀直接管理向宏觀間接管理發(fā)展），并提出市場機制不健全，批發(fā)渠道亂、環(huán)節(jié)多，企業(yè)改革不夠深化等問題，使與會者頗感耳目一新。

在1995年3月召開的全國政協(xié)八屆三次會議的經濟組全體會議上，張世堯發(fā)表了題為《抑制通貨膨脹的六點意見》的專題發(fā)言，對國務院提出的穩(wěn)定物價、抑制通貨膨脹的10條措施做了有效的補充，在會上引起國務院領導的重視。

在2001年3月舉行的全國政協(xié)九屆四次會議上，張世堯專門就整頓、規(guī)范市場經濟秩序問題提出了八條建議，他原本是作為書面發(fā)言遞送給會議秘書處，因會議領導認為這個發(fā)言稿主題突出、針對性強，指定張世堯在大會的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作了大會發(fā)言，受到與會領導和政協(xié)委員的重視及新聞媒體的廣泛報道。用張世堯自己的話說：“參政議政是人民賦予我的神圣的權利。不從國家的長遠利益和群眾的切身利益出發(fā)，參議出來的東西也都是些空中樓閣，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近年來，張世堯針對國家經濟全局中存在的一些深層次問題，他參政議政的重點也有所轉移，把農業(yè)、農村、農民（簡稱“三農”）的問題常掛在心上，并抽出相當一部分時間致力于農村經濟、農民生活和農村市場的研究，為農民“買難”、“賣難”問題奔走、呼吁。張世堯常說：“農業(yè)、農村和農民問題是關系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問題。這個問題的存在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國民經濟的其他部分息息相關。如果解決不好，會影響改革和建設的進程?！彼J為：當前開拓農村市場遇到的主要問題是農民手里缺少錢。近些年，農民收入有所增長，但增幅大大下降，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長期以來非但沒有縮小反而有所擴大。農民手里缺錢，有消費欲望但缺少購買力。另一方面，很多重要農副產品價格大幅下降，盡管國內農業(yè)連年豐收，農產品總量不斷增加，但優(yōu)質品種少，結構矛盾突出，銷售不暢，糧棉等大宗農產品出現相對的階段性過剩。農產品“賣難”，農民收入增幅下降，不僅影響農民生活，而且還影響農民對生產的再投入；而再生產能力減弱，又影響到農民增收，不少地方已出現這種惡性循環(huán)的現象。

針對這些問題，張世堯通過多次深入調查研究，提出了促進農民增產增收、開拓和搞活農村市場的思路和具體建議，并向全國政協(xié)報送了提案。他提出了對農業(yè)結構和農村經濟結構進行戰(zhàn)略性調整，開辟農民增產增收的新途徑和新領域；鼓勵城市的工業(yè)企業(yè)、流通企業(yè)下鄉(xiāng)，積極參與農業(yè)的產業(yè)化、市場化；發(fā)展農村合作經濟和中介組織；加強農產品市場體系建設；加快科技進步，全面提高農產品質量；加快推進農村稅費改革步伐等7項措施的建議。同時指出：“要努力實現從單純就農業(yè)抓農業(yè)轉向拓寬農民就業(yè)渠道和增收領域；從單純抓傳統(tǒng)農業(yè)轉向大力發(fā)展農產品精加工、深加工，提高農產品轉化水平；從小區(qū)域的自給自足轉向調整農產品區(qū)域結構，發(fā)揮各地資源優(yōu)勢，因地制宜發(fā)展特色農業(yè)、優(yōu)勢農業(yè)；從單純追求農產品數量轉向以市場為導向的多樣化、優(yōu)質化農產品生產；從粗放經營轉向科技興農、集約化經營”的5個轉向的建議。并強調要大力發(fā)展農村的“產、加、銷、農、工、商” 一體化經營，把農民從單純的種植業(yè)引向工業(yè)領域、流通領域，引向二、三產業(yè)，對農業(yè)結構、農村經濟、農民收入進行一次領域更廣闊、層次更深入、內涵更豐富的全方位調整，從各方面幫助農民解決農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問題；要大力開發(fā)高附加值的特色產品，提高農產品加工的綜合利用能力，提高市場競爭能力，實現貨暢其流。張世堯這些建議的提出，受到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為加快調整農業(yè)和農村產業(yè)結構，大力推進農業(yè)產業(yè)化、市場化提供了理論依據；也為搞活農村市場、增加農民收入指出了方向。

搞研究重實效――突出一主題 把握三個重點

抓建設促服務――做好雙加強 貫徹兩個結合

采訪中我們發(fā)現：張世堯同志思路敏捷、談吐有序，大有長者之風；他為人謙和、待人熱情。一些記者感到不大明確的問題，經他稍加解釋，一切問題都便不成問題了。

當記者問：“您作為中國商業(yè)經濟學會的會長，長期從事商業(yè)理論研究和學術交流工作，您認為有那些動力？”他說：我們黨和政府十分重視商品流通工作。近兩年李嵐清副總理多次強調發(fā)展現代流通的重要意義，指出“流通是現代經濟的火車頭”；發(fā)展現代流通“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發(fā)展的要求，也是適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參與國際競爭的迫切需要”；要“把發(fā)展現代流通作為21世紀我國新的經濟增長點 ”。研究商業(yè)經濟是學會的重要工作，甚至說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任務。在最近學會召開的常務理事會上我就學會自身建設問題強調了兩點：一是要進一步加強理論建設，特別是理論創(chuàng)新。對商業(yè)經濟的研究要拓寬范圍，要注意搞好宏觀經濟研究和微觀經濟研究的結合。學術理論研究要更好地面向全社會，面向大商業(yè)、大流通、大市場，面向各種所有制的商業(yè)企業(yè)，也應面向各種所有制的生產企業(yè)。有人認為商業(yè)就是商業(yè)，我認為還應該包括從事商品性生產的各種企業(yè)。從工業(yè)來講，所謂“廠商”它本身有商業(yè)行為。農業(yè)也一樣，商品性生產占極大比重，特別是中央強調要加快推進農業(yè)產業(yè)化經營。我理解，農業(yè)產業(yè)化就是要把農民變成又是農民又是工人、又是農民又是商人，即所謂農工商一體化和產供銷一體化。農村的富余勞動力據說在一億以上。搞產業(yè)化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引導農民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向各地銷售；要引導農業(yè)按市場需求生產，同時實行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所謂市場，既包括國內市場，也包括國外市場。所謂一體化，也應包括服務領域，如倉儲、運輸和各種生活服務的一體化等等。所以我主張要把學會的視野拓寬，把我們工作的對象、服務的領域拓寬。我始終認為商經學會的生命力是非常強的，特別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商經學會的任務不是輕了而是更重了。再進一步說，除了生產領域外，我們還要面向更廣闊的消費領域。商經學會的工作對象、服務對象，應該是從生產到流通到消費的全過程。既要了解消費情況，了解消費需求，又要引導消費，刺激消費，切實貫徹中央關于擴大內需為主的既定方針。二是要進一步加強組織建設，繼續(xù)貫徹兩個‘三結合’，即‘老中青三結合’和‘行政、企業(yè)、科研院所三結合’。中國商經學會的工作重點要從省、市、自治區(qū)向中心城市開拓，向廣大基層企業(yè)和廣大生產者、消費者開拓，促使學會工作更貼近第一線”。

在談到2002年中國商業(yè)經濟學會的工作重點時，張世堯說，概括起來就是要抓好 “一個主題、三個重點”的研究。

一個主題就是要集中研究新世紀商業(yè)的發(fā)展方向、發(fā)展思路和發(fā)展戰(zhàn)略。在這個總題目下當前要抓好三個重點問題的研究：

（一）對商業(yè)地位作用的再認識。主要針對社會上存在的輕視流通、輕視商業(yè)的問題。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輕商思想。當前需要研究和澄清的主要是商業(yè)勞動是不是創(chuàng)造價值？對此問題，社會上認識并不一致。很多人長期認為，只有生產性勞動才創(chuàng)造價值，商業(yè)是非生產性勞動不創(chuàng)造價值。對此，要根據與時俱進的精神來研究和對待。過去在重農經濟時期商業(yè)沒地位。到了工業(yè)經濟時代，商業(yè)的地位也不行。但在一些發(fā)達國家，這個問題早就解決了。要重新認識商業(yè)，首先觀念上要有轉變，理論上要有創(chuàng)新。

（二）要研究如何發(fā)展現代流通。最近李嵐清副總理在全國市長會議上的講話專門講了一段發(fā)展現代流通問題。張世堯說“我個人認為，研究現代流通，首先要研究體制，包括行政體制和企業(yè)體制；同時再研究發(fā)展思路、發(fā)展戰(zhàn)略以及企業(yè)組織形式和經營業(yè)態(tài)等問題。為什么要先研究體制？因為20多年前搞流通改革就是從商業(yè)體制改革入手的。商業(yè)改革起步比較早，起點比較高，收效比較快，成效比較顯著。但在這個基礎上怎么建立和完善新的機制，沒有緊緊跟上。也存在一些明顯的問題，一個問題是‘散’了，一個問題是‘亂’了?！ⅰ?，表現在行政體制和企業(yè)體制兩方面，例如外貿與內貿就不能及時解決長期分割的問題，無論是行政或企業(yè)，內外貿都自成體系；就是內貿本身包括市場調控也有‘散’的問題。至于地方上出現的所謂地區(qū)封鎖、部門分割、行業(yè)壟斷更是普通存在”。他認為，研究流通體制改革必須對行政體制和企業(yè)體制同時進行研究，并且要同步進行改革。發(fā)展現代流通，首先要研究體制，在此基礎上再研究組織形式和經營業(yè)態(tài)以及現代化營銷技術、現代化企業(yè)管理。所謂“亂”了，是指市場經濟秩序出現了相當混亂的問題，查其原因，與體制上的“散”也有直接關系。當然，和其他領域的體制改革一樣，流通改革和流通的現代化，首先都要有正確的指導思想和指導方針。

篇5

所以自己每一次唱歌都是跟著原唱，在唱，雖然能夠保證不跑調，但是怎么說都唱不出來自己的味道？好像每一首歌唱出來都是一樣的，畢竟跟著對方的聲音在唱，撐死也就算得上是高仿吧！很多時候連高仿都算不上，只能算得上輕微的模仿！

最近一段時間自己就是一直想再唱一首歌，唱的時候一開始也是跟著原唱，可是到后來卻發(fā)現如果是自己唱的話，好像唱出來的聲音更加有味道，里面有了自己的風格，算得上是一種特別欣喜的發(fā)現吧！

也就是一開始的時候，確實對這首歌也不怎么熟悉，唱歌也就比較容易跑調，得分也特別的低，但是經過鍛煉了幾次之后發(fā)現，還是自己唱歌比較好，唱出來的歌，占有自己的一種風格，可能是自己比較自戀，又或者是事情本該就是這樣子的，總之就是發(fā)現自己唱的這首歌比之前跟著原唱唱的那首歌要聽起來更加的有味道！

這也算得上是自己的一種小小的嘗試吧。

其實人生好像都是這樣，有一些事情真的是需要自己去不斷的嘗試，而不是一味的去跟從他人模仿他人，雖然跟從他人模仿他人就是得出的效果，可能會更好一點，可能會走一點捷徑，但是我們也知道人生并沒有太多的捷徑，可供我們走，我們需要做的就是腳踏實地的去做，我們自己的事情！

篇6

關鍵詞：無償獻血者；血液檢測；不合格率

血液以及血液相關的的生物制品不但可以治病救人，也可以作為許多傳染病的載體，如艾滋病毒、乙肝病毒、丙肝病毒等引起傳染病的流行，可以給個人、家庭和社會帶來極大傷害，所以血液安全備受關注。為了解常德地區(qū)無償獻血者血液不合格血液的分布狀況，筆者對本站2012-2014年血液檢測不合格的情況進行了回顧性分析，現報道如下：

1 材料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2012-2014年常德市無償獻血者血液標本124594份。

1.2 儀器與試劑：酶免儀器使用桑多斯前加樣、FAME24/20后處理、Uranus AE240全自動酶免系統(tǒng)，ALT儀器使用深圳邁瑞B(yǎng)S-420。ALT 試劑（深圳邁瑞、英國朗道），HBsAg試劑（美國雅培、北京萬泰等），抗-HCV試劑（美國雅培、廈門新創(chuàng)等），抗-HIV（法國伯樂、珠海麗珠等），抗-TP（北京萬泰、廈門新創(chuàng)等）。除ALT外，其他試劑均經過國家批批檢合格，并在有效期內使用。

1.3檢測方法：嚴格按試劑說明書和本站檢驗科SOP操作。ALT使用速率法檢測，采用兩種不同廠家的試劑，大于40U/L判為不合格。HBsAg、抗-HCV試劑、抗-HIV、抗-TP初復檢均采用ELISA法。兩種試劑結果均為陰性判為合格，兩種試劑均為陽性判為不合格，單一試劑陽性雙孔復查陽性判為不合格。

1.4統(tǒng)計學處理 應用SPSS17.0統(tǒng)計軟件，采用X2檢驗，以 P

2 結果 見表1

注：不合格率的各年間比較，總不合格率： X2=526.6 P

3 討論

從本地區(qū)2012-2014年的調查結果來看，常德地區(qū)無償獻血者人數在逐年增加，5項傳染病指標不合格率逐年下降，從5.37%下降到2.25%，X2=526.6， P

2012-2014年本地區(qū)無償獻血者ALT的不合格率為0.72%。由于2012年新版 《血站技術操作規(guī)程》要求獻血者初篩檢測ALT，同時本站實施的ALT淘汰率低給予獎勵政策頗有成效，所以本地區(qū)獻血者ALT不合格率從2012年的1.75%下降至2014年的0.11%，從5項中的不合格率比例最高降為最低。

2012-2014年本地區(qū)無償獻血者HBsAg的不合格率為1.17%，與婁底地區(qū)接近[3]。因我國是個乙肝大國，故HBsAg的不合格率雖然持續(xù)下降，但在5項不合格中比較，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從ALT不合格率下降之后就一直位居榜首。這與HBsAg初篩試紙條的靈敏度不高以及初篩的工作人員技術有待提升，工作責任心有關，尤其獻血員較多的時候未嚴格按照標準操作規(guī)程操作，導致漏檢。加強工作人員的培訓，尋求靈敏度更高的HBsAg試紙條有助于HBsAg不合格率的下降，從而為臨床提供更安全的血液。

從表1看出抗-HCV的不合格率一直在下降，總不合格率為0.49%，低于廣州地區(qū)0.54%和婁底地區(qū)0.59%[2-3]。在全國法定傳染病報告中，2012年全國丙肝發(fā)病數量比2011年增長了14.4%，同時丙肝也是輸血后肝炎的主要類型（占輸血后肝炎80%以上），目前國內采供血機構使用的ELISA檢測試劑盒仍存在HCV漏檢的風險，因此，只有不斷加強實驗人員培訓、優(yōu)化試劑盒靈敏度，才能減少輸血引起的HCV感染[2]。

2012-2014年本地區(qū)抗-HIV的總不合格率為0.17%與廣州地區(qū)0.16%[2]接近，是5項不合格率中比例最低的，盡管比例不高，但因艾滋感染后的嚴重性，也要加強抗-HIV的檢測，減少漏檢，尤其獻血征詢時應嚴格詢問，淘汰高危人群。

從表1得知，本地區(qū)抗-TP的不合格率為1.0%，僅次于本地區(qū)HBsAg的不合格率，高于青島0.34%、廣州0.52%、婁底0.66%[1-3]。梅毒為性傳播疾病，因此加強獻血前保密性征詢，增加梅毒的初篩檢測，可為安全的血液筑一道屏障。

從本次調查情況來看，初篩時嚴格按操作規(guī)程操作，加強工作人員素質，提高試劑靈敏度，不斷改進試驗方法，能有效的避免血液傳染性疾病的傳播，為臨床提供安全有效的血液。另本站從2013年6月開始開展核酸檢測，窗口期大大縮短，為臨床用血安全又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保障。

參考文獻：

[1] 劉 麗，張 霞，于 琦 2007～2011年青島市無償獻血者血液檢測結果分析[J]檢驗醫(yī)學與臨床2012 年10月第9 卷第19期2459-2460

篇7

劉雯就是一部實用的衣品啟示錄，借鑒率極高，譬如你可以在她的襯衫look中偷點搭配秘籍。無論是經典的白襯衫、丹寧襯衫還是印花襯衫，劉雯都能輕松駕馭，展示普通單品的大氣質。 劉雯 實用歐美風

作為國內最有名氣的中國超模，大表姐人美身材棒，性格還棒棒噠！私服隨便一穿就能拍大片，范兒足得不要不要的，穿不錯星人獲得這個獎項真是名副其實。模特轉型真人秀，在《我們相愛吧》與帥氣年少多金的崔始源花式秀恩愛分分鐘虐哭單身狗！最近更是開口說是讓崔oba請大家吃飯，看來還真的假戲成真迷倒崔oba。劉雯街拍私服舒服大氣還很實用，敢于把玩各種經典的單品，并樂于把最為流行的顏色和廓形穿上身，即使最為普通的白T也能穿得時髦又有型。 奚夢瑤 運動少女風

今年繼續(xù)在維多利亞大秀搶鏡的奚夢瑤，以極其開朗的微笑再次成功征服了大眾！她不是秀場上最為火辣的，也不是最為美麗的，但她是俏皮的！她的街拍屬于運動系少女風格，著裝超有愛，一雙筆直修長的腿露得讓人羨慕。混搭的運動風質感強烈，單品使用繁雜但是組合在一起又合理得缺一不可。不同于冷艷風格為主的T臺，奚夢瑤的街拍極具有親和力并且閃動少女心，因此成功圈粉90后和00后是必然的！

運動鞋火了好幾季，即使不是運動風，運動鞋也照樣被各路潮人混搭得有模有樣毫無違和感！而對于鐘愛運動風的奚夢瑤而言，運動鞋儼然成為出街的標配，舒適感100%，最厲害的地方是，即使女人味十足的造型，她也能把運動鞋搭得天衣無縫，好看又時髦！ Hanne Gaby Odiele 夸張高街風

來自比利時的超模Hanne Gaby Odiele，2005年出道，除了高挑纖瘦的身材，她有著一張?zhí)貏e的“外星臉”，具有極強的可塑性。她的著裝不限風格，更不按常理出牌，自成一派略帶夸張。她的街拍風格十分突出和鮮明，無論是以色彩取勝，還是以廓形取勝，總之各種古靈精怪的造型都有著一種高級的時尚感。這個被攝影師追逐的icon，愛她的人愛到瘋狂，厭她的人也不少，黑轉粉的更不在少數，總之以個人魅力隨時征服著各路時裝迷！

花花綠綠，多種印花齊上身的連體褲造型也只有像Hanne Gaby Odiele這樣的人才能hold得住?；y繁雜，材質垂墜，腰線下走，且并不修身，這條褲子其實真的很難穿，但是印花連體褲招搖度100分，來年春天值得一試。 Binx Walton 帥氣男孩風

Binx Walton以男孩氣息和一頭利落瀟灑的短發(fā)引人關注！她的面孔你可能會覺得有點古怪，臉龐小小，耳朵尖尖，看起來就像是一個混血的小怪物，但是她有著很搶鏡的街頭穿搭品位，并成功虜獲了街拍界的目光。運動和舞蹈功底讓她擁有一副修長的身材，因此她并不會像一些超?？雌饋怼笆莨轻揍尽?，反倒好像內置活力小馬達，有著一種充滿活力的健康感。她的街拍風格非常中性，休閑并且運動，灑脫又帥氣。

這是街頭風必不可少的單品！Binx Walton街拍里總透著一股叛逆和活力，毫無疑問這個破洞牛仔l(wèi)ook真是極為符合她的個性，即使露著腰，她也不負眾望輕松穿出舒適得體的感覺，中性帥氣到極點。 Lexi Boling 優(yōu)雅中性風

Lexi Boling擁有立體的輪廓和精致的五官，優(yōu)雅氣質渾然天成，但是同時，她眼神里還透著一股個性不羈的十足酷勁兒。她最愛的超模是Cara Delevingne，夢想當上維密天使，私底下性格活潑又有趣。她的街拍大多中性休閑，即使穿上女人味十足的裙裝，仍舊帥氣又灑脫。由于臉龐清秀美麗和個性活潑，在帥氣中又總會多了一種自帶的優(yōu)雅和俏皮氣質。

作為模特的標配，夾克自然少不得。無論是機車夾克還是飛行員夾克，總之一件件都是超模們的心頭好。Lexi Boling的這件短款夾克廓形獨特，風格上不似機車夾克一味硬朗，反而是女性氣息濃烈，還帶著恰到好處的優(yōu)雅因子。 Soo Joo Park 輕奢街頭風

篇8

【關鍵詞】 獻血者

【關鍵詞】 獻血者；血清學；檢測

筆者對2003―2004年濟南市無償獻血者情況及其血清學檢測結果進行了分析，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本文資料來源于2003―2004年山東省血液中心無償獻血者體檢及血清學檢查原始記錄，共計90496例，年齡18～55周歲。

1.2 統(tǒng)計方法 采用SAS82統(tǒng)計軟件進行統(tǒng)計分析，統(tǒng)計分析方法為χ2檢驗、CochranMantelHaenszel檢驗［1］。

2 結果

2.1 無償獻血者性別及年齡分布 2003―2004年濟南市無償獻血者性別構成情況見表1。由表1可見2003、2004年濟南市無償獻血者的性別構成差別有統(tǒng)計學意義（χ2＝2598，P

見表2?？梢?，無償獻血者中，18～25歲者最多，占總無償獻血者的比例超過了70％，其次為26～35歲人群?？傮w上，無償獻血人群的年齡分布以35歲以下年輕人為主，占到了無償獻血總人數的90％以上，呈現年齡越大獻血人數越少的趨勢。同2003年相比，2004年18～25歲的無償獻血者明顯增加，增加了8.60％，而其他各年齡組的無償獻血人數都有所下降。經統(tǒng)計學檢驗，兩個年度濟南市無償獻血者的年齡構成情況差別有統(tǒng)計學意義（χ2=16952，P

2.2 無償獻血者血清學檢查情況 2003、2004年濟南市無償獻血者血清學檢查的不合格率分別為4.75％、3.68％，2004年比2003年下降了1.07個百分點。經統(tǒng)計學檢驗，兩年無償獻血者檢查不合格率的差別有統(tǒng)計學意義（χ2＝64.08，P＜0.01）。2003年無償獻血者的HBsAg陽性率、抗HCV陽性率及梅毒陽性率分別為3.28％、1.07％、0.41％，2004年分別為2.49％、0.84％、0.35％，均有所下降，特別是HBsAg陽性率下降了0.79個百分點。經統(tǒng)計學檢驗表明，兩個年度無償獻血者的HBsAg陽性率、抗HCV陽性率的差別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2004年陽性率明顯降低；而梅毒陽性率的變化不大，其差別無統(tǒng)計學意義。

進一步按年度、性別分層統(tǒng)計結果表明，2003年、2004年不同性別無償獻血者抗HCV陽性率及梅毒陽性率差別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而HBsAg陽性率差別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都是男性陽性率較高，其HBsAg陽性率分別為3.58％、2.85％，見表3。表3 2003―2004年濟南市不同性別無償獻血者血清學檢查結果及比較（略）

為進一步研究不同年齡組無償獻血者的血清學檢查情況，本文將獻血者劃分為4個年齡組進行匯總統(tǒng)計，結果見表4?？梢?，不同年齡組的抗HCV陽性率及梅毒陽性率均呈現隨年齡增長而遞增的趨勢。χ2檢驗結果表明，2003年不同年齡組的抗-HCV陽性率及梅毒陽性率差別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2004年不同年齡組的梅毒陽性率有統(tǒng)計學意義。

3 討論

3.1 無償獻血者的性別及年齡分布 與2003年相比，2004年濟南市無償獻血者總人數增加了350％。無償獻血者中男性明顯多于女性，2004年男女性別比達到了1.67∶1。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女性自身的生理特點決定的，如月經期、妊娠期、哺乳期等，根據衛(wèi)生部頒布的獻血者健康檢查標準應暫緩獻血［2］。獻血人群的年齡分布在18～55歲之間，其中以18～25歲獻血者為主。從這兩年獻血者年齡分布來看，26歲以上獻血者所占比例及絕對人數2004年有所下降，表明今后除了繼續(xù)鞏固擴大18～25歲年齡組獻血人群之外，尚需加大宣傳力度，積極向26歲以上人群宣傳無償獻血知識和意義，以促進無償獻血工作健康有序的發(fā)展。

3.2 無償獻血者的HBsAg陽性率、抗HCV陽性率有所下降 2004年濟南市無償獻血者的HBsAg陽性率、抗HCV陽性率分別為2.49％、0.84％，均比2003年有所降低。而我國的HBsAg陽性率、抗HCV陽性率分別為9.80％、135％［3］，顯示濟南市無償獻血人群的HBsAg陽性率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03年、2004年不同性別無償獻血者的HBsAg陽性率差別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男性都高于女性，可能與男性參加的社會活動多于女性有關。

3.3 無償獻血者的梅毒陽性率變化不大 本調查結果顯示，2003年、2004年濟南市無償獻血者的梅毒陽性率分別為0.41％、0.35％。與國內其他地區(qū)的報道基本一致，如2002年武漢市獻血者的梅毒陽性率約為0.41％［4］，2003年棗莊市獻血者的梅毒陽性率約為0.30％［5］。從年齡組來看，26歲以上獻血者的梅毒陽性率較高，而作為獻血主力的18～25歲年齡組陽性率維持在較低的水平。原因主要是18～25歲獻血者多為未婚，屬低危人群，是采血機構應該重點爭取的對象；而26歲以上獻血者絕大部分已婚，社交活動多，性生活相對活躍，需加大對這類人員的獻血篩查，預防梅毒經血液的傳播。

參 考 文 獻

1. 賀佳， 陸 健．醫(yī)學統(tǒng)計學中的SAS統(tǒng)計分析［M］．上海：第二軍醫(yī)大學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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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戴志澄， 祁國睨．中國病毒肝炎血清學流行病學調查(上冊) ［M］．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1997 392

篇9

關鍵詞:英語口語 合作學習 表達能力

一、引言:

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是20世紀70年代由美國著名教育家David Koonts首先倡導并實施的。它實際上是一種教學理論與策略體系,以教學中的人際合作與互動為基本特征。小組合作學習即把班級分成以小組為單位的學習集體,并且確定每個小組的組長和記錄員,共同完成口語實踐課前老師布置的各項任務,并作好記錄;最后以小組為單位,在口語課上以不同的方式展示其成果,以達到每個同學都參與口語活動,都有機會開口,提高他們的語言表達能力的目的。

二、現狀

經過多年的教學實踐,我發(fā)現相當一部分同學在課堂上養(yǎng)成了不敢說,不愿說的不良習慣。這勢必在英語教學中造成兩極分化,一部分同學積極主動地在課上發(fā)言,這種同學在語言表達能力方面得到了提高,另一部分同學從不主動地發(fā)表意見,隨著時間的推移,口語表達能力慢慢地退化了,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

1.學生入學時的英語水平參差不齊,有的同學筆試成績挺好,但口語表達能力很差,這樣的學生是懷著較矛盾的心理進入外語課堂的,他們既期望參與活動,獲得新的技能,又擔心自己失敗,顯得力不從心。為了掩飾自卑感,他們干脆置身于外。

2.另一種學生是性格內向的學生,他們有能力說,但只是不會主動爭取機會,而只是等待老師的注意,叫到他們,才表達自己的觀點。這些學生中,其中也不乏一些尖子生。少部分學生則認為現在學習的目的主要是應付高考,口試并不算入總分,口語課上發(fā)不發(fā)言無所謂。

三、解決方案

然而,英語口語教學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培養(yǎng)學生的交際能力。因此,在英語口語教學中如何通過拓寬學生的知識面、深化思維、鍛煉他們的語言能力,培養(yǎng)他們的思辨能力與創(chuàng)造能力,提高學生英語交際能力,成為英語口語教學必須完成的中心任務。筆者經過幾年來口語教學實踐,總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并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1.通過中西文化及語言的差異比較,設計日常口語會話情景,訓練日?？谡Z會話。學生要熟練掌握日?？谡Z會話,就必須掌握范圍廣闊的、基本得當的日常用語,以服務于交際目的。如怎樣表示想與陌生人交談;怎樣表示喜愛與厭惡,贊同與異議;怎樣問路與指路;怎樣發(fā)出與接受邀請;怎樣處理電話;怎樣抱怨與安慰別人;如何購物、求醫(yī)、求學,節(jié)假日或旅游時的交際范圍有那些等等。這些問題看似簡單,但由于中西文化及語言的差異,好多學生不知如何應付這些問題。在基礎會話單元教學過程,筆者針對這一情況首先通過中西方語言差異比較,將學生感到困難的關鍵句列在黑板上,然后將學生分組,自己設計情景,組織會話,并進行反復實踐,使學生對自己使用不當的和道得體的語言行逐步加深印象。如在對學生發(fā)出各種各樣的由英文語法+漢語表達的“邀請”信息后,筆者便將各種得體地道的表達形式列于黑板:

(1)① How about coming to my place for dinner this Saturday? ② Have you got any plan for this weekend?

然后要求學生用所給的關鍵句,設計情景,反復實踐,直到嫻熟。在這一階段教學中,筆者還注意結合所練內容不斷給學生補充一些與他們日常生活及學習密切相關的語句, 如: (2) Simon blew Mary a kiss.(西蒙給馬麗一個飛吻)(3)I'll walk (take or see) you home. (我送你回家。)

這些用語地道、實用,是筆者從廣泛的閱讀中摘錄下來的。學生從一般的教科書中很難發(fā)現。這樣的語句對于細微的描述與表達非常有用,很受學生歡迎。

2.通過對日常生活題材討論,逐步提高學生語言的組織能力。對日常生活題材的討論是訓練學生口語能力一個重要階段。在這個階段中,通過組織多種形式課堂和課外的討論活動,適時以引導學生廣泛地對日常生活中的各類題材相互間進行會話,既增強了學生學習興趣、逐步提高了學生對語言的駕馭能力又活躍學生的思維、擴大了知識面。此類話題涉及鄰里關系、購物、運動與健康、家庭生活、抽煙與疾病、教育與發(fā)展、少年犯罪等等。下面是眾多討論題材中的兩則:

(1) Tell the class about your holiday. Did you go home or travel? What did you do with your family each day or where did you do/who did you see/visit? Explain.

(1) What kind of service do you get in stores? Has it gotten better or worse over the years? Do you think more shops are employing a "The customer is always right" attitude and greeting people more often with a smile? Or are stores too aggressive now in promoting sales?

在討論這樣的題材時,有時是全班一起討論,有時是每組負責討論一個問題,然后面向全班闡述自己的觀點;有時是各小組將各自討論的結果作對比,分析總結異同,并且學生即興發(fā)言,最后教師進行總結。在討論某一問題時,要求每個發(fā)言者不能只顧自說自己的,而是要針對前一個人的發(fā)言做出評論,提出自己的觀點,闡述自己的看法。這樣不僅使每位同學都能集中注意力,同學間相互學習和逐步領會駕馭語言的要領,而且也促進了學生思維能力及駕馭語言能力的提高,從而為口語能力的進一步提高打下良好的基礎。

3.通過對熱點話題辯論,提高學生口語的思辨能力。提高學生口語的思辨能力是口語教學的最高階段。這一階段的主要目的是培養(yǎng)學生作長篇論述的能力。目前,大多數中國學生需要口語輸出時,講的多是零星片語,而形不成有序的邏輯主體。其主要原因是缺乏聯想與想象這方面的訓練,不知道應從多角度多層面進行剖析。針對這一現象,筆者在教學中通過循序漸進的形式積極引導學生對每一個會話題材進行橫向和縱向的分析。如在組織討論 "What is Happiness?" 時,筆者引導學生先做橫向討論,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幸福觀:中學生的幸福觀是什么?大學生的幸福觀是什么?單身漢的幸福觀是什么?年輕夫婦的幸福觀是什么?老年人的幸福觀是什么?知識分子的幸福觀是什么?這時可引用愛爾蘭著名詩人葉芝的話來總結知識分子的幸福觀:我們終生的幸福取決于我們選擇困難的難度。再從縱向來講,即使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期也具有不同的幸福觀。筆者用自己的例子加以說明,然后鼓勵學生從各自不同的成長階段尋找例子,或從身邊其它人不同的成長階段發(fā)掘例子等。通過這樣一系列的引導和討論,不僅活躍了學生的思維、提高了口語的思辨能力,而且陶冶了情操。

為了進一步提高學生的口頭表達與思辨、分析和創(chuàng)新能力,筆者在口語課的后期階段還采用演講、辯論或二者相結合等方式進行教學。如:對老師布置的題材,要求每位學生選擇不同的主題準備2分鐘,然后上臺做即興演講,演講完畢后,其它學生可以質疑,以此引發(fā)出熱烈的辯論。這樣既訓練學生的快速反應能力又訓練了學生批判性傾聽能力。有時,還采用正反兩方辯論的形式組織教學。在這種情況下,教師先定好辯論的話題,確定正方與反方,然后讓學生自己去查找資料,分析資料,再綜合對比進行辯論。通過辯論,學生不僅知道了如何推理、如何識別與利用不同的資料為自己服務,而且知道了如何發(fā)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既提高了語言的運用能力又增強了學生對社會問題的敏感性。

四、結論

總之,英語口語教學不僅要使學生系統(tǒng)地掌握了英語日?？谡Z,了解了語言的文化含義,能使用本族人普遍接受的語言,更重要的是要促進了學生思辨能力的形成與發(fā)展,提高學生運用知識思考分析問題、提出見解的能力。正如大多數學生在英語口語課結束時所形容的那樣“英語口語課不僅使我們口語流利,也改變了我們的思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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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杰榮:華北電力大學科技學院外語系。

矛盾循環(huán)之中，二者究竟哪一個決定哪一個顯得有些模糊”。從理論上說。最小的付出所得到的應是最佳關聯。而在實際語言交際中。怎樣才能確定這個最經濟的量呢?或者說，究竟是什么讓聽話人認為他已獲得最佳關聯，可以停止推理努力了呢?關聯理論只用一個矛盾循環(huán)的公式來說明關聯性問題是難以令人滿意的。關聯性也因此讓人無法實實在在地把握，只能解釋為：“關聯性只是根據語境效果。心理投入或認知努力這兩個因素去衡量，沒有給出一個可以明確度量的。容易操作的或計算的標準。不過語境效果和心理投入既然是一種心理過程，也就難以準確定量。只能靠直覺(intuition)進行判斷了?！?/p>

跨文化交際角度下的關聯性又該怎樣衡量呢?是否也只能靠直覺的判斷呢?筆者認為，在理解關聯性的時候雖不應過分夸大文化方面的差異，但這并不意味著置之不理，因為文化差異勢必會反映到直覺上來。關聯理論本身也承認，在話語產出與理解過程中，社會文化信息會為推理提供某種方向，有助于取得一定的交際效果或認知效果。在跨文化交際中。由于人的認知結構和認知環(huán)境都有一定的差異。是動態(tài)的，聽話人只能根據話語內容盡可能的識別說話人的意圖：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際者其推理方式也不盡相同，他們所依據的最佳關聯也是動態(tài)的，最后推導出的結果只能是語言順應的結果。此外，直覺也并不完全等同于整個認知機制，關聯性的解讀不應以直覺為評判標準，關聯理論在這一點上未能給予交際中的社會文化因素以足夠的重視。

根據關聯理論，聽話人在交際過程中必須通過說話人的明示刺激才能激活自己的語境假設，從而推理、理解對方的意思。顯然，明示性對于交際的成功與否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明示若無法確定，那么語用推理及話語的關聯性也無從談起。不過，人們在交際的過程中，面對無數的語言刺激信號時，究竟如何確定某一個信號的明示性呢?關聯理論并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在跨文化交際中，明示性的確定也一樣受到這個問題的制約。如果從Hall提出的強語境和弱語境文化現象來考察，該問題顯得尤其突出。所謂“強語境文化”，就是大部分信息或者存在于環(huán)境中，或者存在于參與交際的人身上，而言語信號中包含的信息是很少的；所謂“弱語境文化”，就是言語信號包含了大部分信息，較少信息包含于環(huán)境或參與者身上。中國文化“由于傳統(tǒng)和歷史的緣故在漫長的歲月中很少改變……因此，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正常行為不需要也不期待許多深入的背景信息。而需依靠含蓄間接的相關信息暗示；美國等西方國家文化的人則不相同，由于缺乏大量共同經歷，他們每次與別人交往時都需要詳細的背景信息，依靠的是言語這個傳遞信息的主要渠道”。中國人在交際中含蓄，簡約，相對而言，美國人的表達則更詳細，更確切。根據關聯理論，弱語境文化背景下人們由于語言表達清楚明白。言語信號多，可以通過話語明示刺激聽話人。激活聽話人的語境假設，使之得以推斷出自己的意思，從而達到預期的語境效果，那么這是否意味著。強語境文化背景下的人們會因話語含蓄、簡約，言語信號少，而難以甚至無法激活聽話人的語境假設，最終導致交際的失敗呢?實際情況并非如此。關聯理論的“明示刺激”在這個問題上的闡釋看來也同樣有商榷的余地。

三、結語

篇10

「英文摘要As long as the crimes in Penal Code are commonly understood，explained by the arguments of human rights， and

it

isuniversally applicable for many crimes and especially for thelenient system of criminal law， a power of penalty or atranscultural criminal law will undoubtedly exist.

「關 鍵 詞文化/刑法/跨文化刑法/法哲學

culture/penal code/transcultural criminal law/ legalphilosophy

「 正 文

一、問題與回答模式

正在加劇的全球化遠遠超出了經濟與金融領域，不僅逾越了國家、而且也逾越了社會——文化的界限，這使得以下的疑問迫切需要回答，即法制對逾越這些界限的人員，也就是說對外來者應該采取何種態(tài)度，尤其對“非常陌生者”，他并非來自一個文化上相鄰的國度，而來自一種不同的法律文化。盡管如此，法制能使用其最強手段——刑法嗎？它們是否有（主觀）權力跨文化地運用其（客觀）刑法？存在一種跨文化的處罰權限嗎？在這些疑問上，我不在積極的意義上理解主觀權力——對此由法制自身決定，而更多地在法律道德的意義上，也就是說作為那些道德義務的部分，人們相互缺少對這些義務的承認。疑問就是：一種跨文化的處罰權限是否屬于人對此提出要求的那些義務；一種此類處罰權限在法律道德上合法嗎？

此類疑問更加緊迫，因為全球化危脅著一種對人之存在而言不可放棄的因素：對確定群體的歸屬。而這種狀況從刑事政策上來看相當顯著。身份受損的比身份鞏固者更容易犯罪；身份困難“促進犯罪”（對此題目參見Sellin1938年著作）。

另一方面，人們不可忽視，從生活世界來看，經濟較少戲劇性地提出疑問。從法律政策上來看，它們在許多情況下沒有內容，不僅國家的處罰要求，而且一大部分違法行為類型在幾乎所有法律文化中得到同等程度的承認。恰恰刑法在細微之處特別緊密地受制于一個社會的傳統(tǒng)與“價值意識”，為此人們新近與一部歐洲刑法典保持距離（盡管有統(tǒng)一趨勢，參見Tiedemann1997年著作）。盡管如此， 我們仍最晚從漢謨拉比法典起甚至以書面形式知道，法律利益如人身與生命、財產與良好的名聲（“名譽”）自古以來受到刑法的保護。首先，如果違法行為類型眾所周知，而其次人們能期望外來者至少在刑法方面精通東道國的特點，尤其在可以估計到特性的領域，他就不可能如此簡單地依據不同處理。

看來一種答案只有服從疑問的要求，并且最終既不依據自身文化區(qū)域的信念，也不依據其前提，它才能令人信服。對一個跨文化的問題而言，只存在恰當地跨文化有效的概念與論據才能回答。如果人們把文化理解為特定價值、信念與行為規(guī)范的一個復合體，則人們期待辯解依賴文化。我的論點是，對刑法基礎與所有違法行為與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而言，均非如此。這個題目處于一般疑問的視野中，即什么可以使不同文化相互指望。

具有歷史性意識者知道，前面的疑問根本不新。其一，人們不能忘記，在多元化社會中，類似問題已經在社會內部提出。名義上其因信仰分裂而引起，在啟蒙時代中得到強調并且通過資產階級革命與工業(yè)革命得到加強，在所謂舊歐洲社會中發(fā)生了一個分化過程，它廢除以前相對同質的狀況并且產生了多維度開放的社會。在它們之中始終生活著為數眾多的帶有自身利益與信念的群體，并且同樣逐漸傳播不同風氣與價值。只要還必不可少，刑法在此就迅速學會了早該有的“教訓”，并且通過相應的自由化，給予先前文化上的外來者以刑法上可能的居住權：人們是否想到宗教信仰不同者或者想到（甚至好斗的）無神論者，想到社會與國家批評者，想到離婚，想到同性戀并想到性的遷徙自由——這種“偏離行為”不再是一種違法行為，而從刑法上看變得不令人擔心。

另一方面，人們不能忽視長久以來存在趨向多元文化、甚至全球化的強烈征兆：在古典時期，大約作為亞歷山大遠征的后果，后來在羅馬帝國擴展時，再后來在基督教還有伊斯蘭教傳播時。特別是我們了解地理大發(fā)現、后來殖民化、工業(yè)化與世界貿易時代的此類發(fā)展。在所有這些發(fā)展中，出現了我們的疑問，人們如何在刑法上對待陌生者、尤其是非常陌生者。早在古典時期，對此就形成了回答模式。

第一個回答模式源出舊約。根據其準則——“住在你們處的外來者應該如同一個本地人涉及你們”（利未記19，34）——外來者應該既不更好也不更糟地得到對待。他不會被提供特權，而服從同樣的法律。同一節(jié)中的延續(xù)部分列舉隱藏其后的、博愛的意圖：“你應該像愛你自己一樣愛他（即外來者）”。好客的觀念聽起來是同等對待的根據，而自身體驗聽起來是此觀念的根據：“因為你們在埃及可也曾是外來者”。僅僅這種體驗當然并非充足的論據，需要一種附加的、真正道德的因素。對所舉的一節(jié)而言，可能是處于消極文本中的金科玉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對舊約而言，參見多比傳4，15）。而此準則， 相互關系的一項基本原則，既在經驗意義上也在合法證明意義上跨文化地有效。

現在，博愛的同等對待可以證明是不人道的。屈從本地法律的外來者，也就失去遵循家鄉(xiāng)慣例的權利。因為它們成為他的自然習慣，他甚至冒著應受處罰的危險。一個無危險的例子：遷居者去捕鱒魚；因為這在他們的家鄉(xiāng)哈薩克斯坦是習慣法，他們就沒有不當行為的意識。

想逃脫懲處者，必須疏遠自己的慣例并服從陌生的習俗。此處出現一種兩難境地、跨文化遭遇的法律困境：任何法制的一項基本的公正原則、同等對待，在應用于外來者之時，突變?yōu)椴煌葘Υ?，因而產生不公：本地人可以遵循自身習俗，而外來者必須服從至今不熟悉的、此外經常也與他們的慣例背道而馳的習俗。

羅馬帝國作為一個邦聯，有眾多的或多或少自治的成員國隸屬于它，它們只是通過國際條約依賴羅馬，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形成錯綜復雜的多文化社會。在它之中形成第二種回答模式，如同一種特殊的國際法。有關羅馬萬民法（jus gentium ）并不指民族之間存在的（公）法、一種民族間的法（jus inter gentes），而指一種國際私法，首先是商法（在邊緣也出現了一種國際公法，例如公使法與國際條約法）。與羅馬本地私法、奎里納爾的市民法（jus civile）不同，萬民法被視為一種所有民族熟悉的、跨文化的法律，它把哲學上受到影響的流派學說歸因于一種所有人共同的自然理性（naturalis ratio）。 例如為了債務關系（包括購買、租憑、經營管理），人們依據信任（fides）， 依據守信的義務，它適用于所有人而不依賴其種族或者宗教歸屬并且最初處于神的保護之下。作為一種跨文化法律，它有可靠的根據用于反對外來者。羅馬對待外來者既不按照羅馬法律——至少在不同民族相互關系上——也不按照他們自身的法律，而是動用一種所有民族都熟悉的法律。

在顧及外國法律經驗的情況下，萬民法在歷代過程中得到充實與精致，使得它能在公元2世紀通過羅馬的法學家蓋尤斯（Gaius）作為一部超國家的、普遍性的法律得到介紹， 被所有（文明）民族承認（omnespupuli qui legibus et moribus reguntur：蓋尤斯1，1）。這部“羅馬法”不源自羅馬城邦的特別法、市民法。在一段特定的時間里并且為許多人、而不是所有民族而發(fā)展出來，它盡管具有跨文化性質而并不如此全面有效（缺少日爾曼人，還有黑非洲，更不用提美洲土著居民），使得每項偏離的法規(guī)都有可能直接被剝奪對“法律”這個總集合的從屬。

羅馬刑法不屬于萬民法。根據特奧多爾·蒙森（Theodor Mommsen）的古典專題論著《羅馬刑法》（1899年），“我們的傳統(tǒng)……不使萬民法聯系到不法行為的確定，但只是因為形式民法的狹隘章程根本不應用于此范圍”（第119頁）。以此，我們遇到第三種回答模式。 在它之中取消了市民與外來者的區(qū)別，因為“犯罪的概念，公共與私人的，不對市民提出，而對人提出。”因此那時就出現了一種人—法，當然在對法的客觀理解、而非主觀理解上，一種人類普遍的刑法：是否“謀殺、縱火、盜竊、財產損害”——在所有這些情況中，人們“只問道德過錯，不問作案者的個人狀況”（第118頁）。應該對蒙森補充的是， 所列舉的不法行為被視為普遍可以理解的違法，只要私人現在仍需要一部刑法的萬民法：甚至在“通奸上，當它被納入犯罪行為時，不是羅馬民法的市民婚姻作為基礎，而是另一概念，包括全部異國婚姻”（第119 頁）。在最后的評論中出現客觀的人—法及普遍刑法的一種條件；它源自萬民法的觀念：為擺脫任何霸權危險，人們不利用受制于當地或者地區(qū)的、而利用跨地區(qū)的、寬泛的法律概念。而違反此條件之時，如在信奉基督教的皇帝統(tǒng)治下采用的新的異教政治犯罪，發(fā)生了顯然是法律道德上的不公，此外還有政治禍害。

在可受處罰性中附加了并非必然二者擇一的第四種模式：在刑法的人—法之外附加了一種現象，達到接近刑法的聯邦主義并且滿足當今有現實意義的要求“不要外來的法官”。尤其在文化與法律文化中有自我意識的東半部，希臘或者受希臘影響的問題，為恭順的城市或者國家保留擁有自己刑事法庭的權利。

刑法聯邦主義甚至延伸到若干不法行為；因為并非所有不法行為在羅馬帝國各部分被承認為此類行為。并非所有不法行為具有一種普遍可以理解的地位，因此有兩個不法行為種類：除跨文化有效的不法行為外還有文化特有的不法行為，或者“歸根結底”，在此也就是說：“經過縝密考慮，只有普遍可以理解的不法行為。其中卻并非所有，可能有若干，或許甚至多數如”謀殺、縱火、盜竊、財產損害，或許還有偽造，如此顯然是一種不法行為，使得它們隨時并且到處可以受罰。而此外，例如在一個社會中，人們出于對其他慣例的顧惜還可以寬容它們一段時間。無論如何，奧古斯丁雖然早就禁止羅馬市民舉行高盧的人祭，但后來則普遍禁止（蒙森1899年，第122頁）。

因為一個問題而使私法的萬民法變得必需，這個問題對現代國家、世俗的與屬地國家都是陌生的，而對古典的城邦共和國則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人們成為市民既不通過從屬于一種屬地的國家權力也不通過對一民族共同體的歸屬，而是通過參與一個政治—法律聯盟并且因為在它之中有效的法律與宗教的和道德的規(guī)范緊密結合，有效的不是屬地原則，而是屬人原則。每個人生活都不依賴住地即第五個模式，而是根據其來源法（對此參見Giaro1991著作）。在此意義上，市民法（jus civile ）按字面意義并且最初叫做那種公民權，它適用于公民（cives）、 作為一個城邦政體（civita）成員的市民，而且只適用于他們；它在此不意味著與公法對立的作為私法的民法。

我們作一個中期回顧：前三個回答模式的共同點是，外來者不能依據其不同：根據古以色列的模式他不能這么做，因為他被待如本地人；根據古羅馬的私法模式他不能這么做，因為他被與一種跨文化有效的法律相比較并且根據古羅馬刑法模式他不能這么做，因為它從一開始就脫離人本身。第四種“聯邦主義模式”允許地區(qū)特性，而第五種模式是根據自身的、本地的法律作的一種評價，至今仍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歐洲的現代法律道德：人權

對這類案件的跨文化的討論，不由得產生了人權的概念——假定它可以沒有文化特定前提而自我辯解。首先，一個法學史的注解：西方并非無根據地為人權觀念特別自豪。盡管如此，我們不能忘記，它很晚才獲得承認：不僅古典希臘而且猶太教與基督教，甚至早期的美國都允許奴隸制的存在及婦女地位的不同。西方還首先建立了那些病理學，如宗教的不寬容、絕對主義的國家與殖民主義，人權有必要作為療法反對它們，尤其是西方允許嚴重倒退并且至今仍允許某些缺陷。

如果人們?yōu)榭缥幕q解而撇開所有文化特定之物，則剩下人的條件（Conditio humana）及其調查，一種人類學。 在它那里雖然重復著危險，但被宣布為普遍可以理解，事實上只是文化特定地有效。而若干民族學者代表那種極端的文化相對主義，如啟蒙運動的一名批評者約瑟夫·馬里·德邁斯特（Joseph Marie de Maistre）已經作過表述， 并且無異于民族學者赫斯科維茨（Herskovits）反對普遍人權的觀念。

抵制這種懷疑的是利益觀念，這些利益構成通常利益可能性的條件：具有邏輯上更高級、超驗的利益，即使以此描述的論證模式是新的。哲學自其起源開始就了解結果，這同樣適用于其他文化。

三個維度證明為邏輯上更高級、同時有文化差異地有效。為了發(fā)現它們，甚至不需要長久尋找或者機敏的考慮；我們的日常經驗足夠了。此外這種經驗早就反映在人類學的基本使命中：無論哪些利益在一種文化中占上風——作為形成利益并且遵循它們的可能性的條件，作為行動能力（conditions of agency）的條件并且在此意義上證明為對人不可放棄：（1）人身與生命， 包括生活的（物質）條件：人類學有理由把人列入自然、動物（zoa）或者animalia人身與生物的宇宙中；（2）語言與理性：人被視為具有理性的生物（zoon logon echon）及理性動物（animal rationale）；還有（3.1 ）一種普遍的社會能力：人是社會動物（animal sociale）與（3.2 ）一種特殊的政治能力：人作為群居生物（zoon politikon），法律（法律生物animal juridicum）與集團（政治動物animal politicum）都屬于它。

在每個維度上雖然可能都有異議；但它們可以被駁倒。對人身與生命在邏輯上更高級意義的命題，人們可以指明殉道者與自殺者，他們以不同方式使生活利益具有相對性。但因為他們也想決定，他們?yōu)楹?、何時與如何死去，否則他們就會干脆被殺害。人身與生命，盡管它們并非“最高財富”，但仍然是行動能力的條件?，F在來看法律道德。

如果人們在規(guī)范方面同樣撇開所有文化特定之物，則剩下調整觀念，它向任意與暴力提出抗議，在全面范圍內實現這種抗議并且在這點上得以有利于全體當事者。此類調整可以稱為法律—實踐理性。人們在三個階段中實現它：在第一階段即法律建構中，會采用某些準則；在第二階段即法律證明合法中，將嚴格按照標準行事；在第三階段即法律規(guī)范化中，準則將服從（第二階段的）法律道德準則。

可以設想的是，在第一階段中會采用任何一些準則。事實上，這類任意從早期起就遭到拒絕。人們到處都服從準則，比如對人身與生命、對財產與名譽的保護具有法律道德的性質。被剝奪公民權，只是有人被開除出一法律共同體；而這個過程，本身是個法律行為，只因為非常嚴重的違法行為才實行。

列舉的準則，說調整范圍更好，甚至屬于人權維度，使得人們不得不糾正歐洲近代的自我評價。近代未發(fā)明人權這種東西，而最多發(fā)明其中的某些權利的若干。即使近代會為之驕傲的宗教自由，也根本不是新的。不僅亞歷山大帝國，先前已經有居魯士統(tǒng)治下的波斯帝國，還有羅馬帝國都實行宗教寬容。而在中國，儒道釋的和平共處不僅在社會中，而且在同一人身上長久以來就習以為常。新的倒是其他因素：奴隸制的廢除、體罰的取消與男女平等。簡而言之，并非人權制度本身，但就歐洲的現代而言是表明特征的。

那合法證明看起來如何呢？涉及列舉的維度中的第一個、作為人身與生物的人，適用如下論證模式（參見赫費1996年著作第2—3章，還有赫費1999年著作第2—3章）：根據其生物學配備，因為他對同類舉起了手并且這只手可能被他同類所傷，人既是暴力可能的受害者也是可能的暴力作案者。 對人的這種基本情境、 一種人的社會條件（Conditiohumana socialis），法律道德給出道德上恰當的回答。 根據其人權觀念，有一種主觀要求，不想成為他人使用暴力的受害者，可正面表述為：對人身與生命的權利。

為說明這種權利，假設一種利益、甚至一種不可放棄的（超驗的）對人身與生命的利益還不夠，因為出于一種利益還不會發(fā)生由他人承認利益的要求。對此需要另一個論據，它從此情況出發(fā)，即只有在其他人承擔相應義務之處才有主觀權利；人權受制于相應的人的義務。例如我對人身與生命的權利存在于其他所有人的責任中，他們對我放棄使用暴力。

現在普遍存在一種對償付的要求，這種償付從一開始就在實現某種對償的保留條件下產生。要求出于一種相互關系為自己辯護，見微知著（pars pro toto）：出于一種交換。 為辯白人權作為主觀權利的性質，人們只能在相互關系中并且通過相互關系實現一種對每個人都不可放棄的利益。在利益不可放棄并且同時受制于相互關系之處，不可放棄性轉到相互關系上；并非只因為每個人都有對人身與生命的（更高級）利益，就存在一種人權。首先，利益只能在相互關系中實現；其次，在“相互關系體系”中人人都已經要求那種償付，對他人放棄暴力，這種償付只在對償即自身放棄暴力的條件下完成。

對相關論證的略述表明，人權既可以根據其描述性組成部分，也可以根據其規(guī)范性組成部分，有文化差異地來辯護。我言及人權時有意不加定冠詞。因為借助“特定”的人權我們就過于喜歡說明權利的一個特定目錄，其中卻常常有特定文化的因素進入。并非所有在“人權”標題下被要求的權利事實如此，略述性的辯解暫時滿足于一種人權的標準，并且把人權目錄的開列委托給下一級的考慮。

三、文化開放的原則

我們的中期結果是：人權并非歐洲的或者西方的特殊現象，而其中有某種普遍可以理解之物顯露出來。“顯露出來”卻包含一種進化的因素。只要西方成功地突破，而其他文化不成功，后者就顯得少有發(fā)展。聽起來就產生一種自負：歐洲—北美文化自以為高于其他文化。

假定的法律進化確實產生自負嗎？首先“西方”對進化的理解并不建立在與其他文化的關系上，而是建立在與自身、與其自己過去的關系上。如果有人自負，則首先是近代，跟中世紀與古典時期相比；不過如古典時期的恢復（“文藝復興”）時期所證明，近代也并非普遍自負。事實上，奴隸制的廢除與婦女平等，無論與雅典還是和基督教中世紀相比，都帶來了一種法律進步。但一種損失或退步當然同樣存在：與雅典相比，當今民主在數與量上的參與都少得多。

現在“西方”相信，它如此為了克服它們而驕傲的因素、落后的法律制度，能在其他文化中重新找到。在此假設下，合乎邏輯的就是，西方擴大對自身過去的優(yōu)勢并且推想自己與其他文化相比也占優(yōu)勢。相對的、文化內在的與歷時的優(yōu)勢變成一種絕對的：文化超驗的與共時的優(yōu)勢。然而一種跨文化的法律話語卻要求謹慎。

在西方與其他文化遭遇時，比如在近代與中國及與日本遭遇時，發(fā)生了一種相互促進、一種相互的施與受。而只要西方向對方要求人權，它就必須自問，是否有純粹的人權，未摻假并且沒有特殊附加物，或者是否經常有一種混合，人權結合西方獨立性，結合特殊經驗、或許甚至特殊利益。出于此原因，一種混合的假說是可取的，就是假設臆想的人權事實上常與其他因素混合。

盡管每項所謂人權可能充滿非普遍的因素，這種假說不要求原則上的克制，但它要求努力細致闡釋。混合的假說導致了分解的任務。根據分析化學家的模式，人們會把確定普遍之物從部分中分離，以便用此方式獲得真正的人權。只有在此工作中，哲學家們才完成他們從希臘人以來接受的對完全普遍的理性的義務；即使他們只是現代歐洲人，也可以用胡塞爾（1962年著作第15頁）的話來自稱為人權“官員”，或者人權的維護者。

如果人們承認其他文化有一種高度獨立性：一種對差異的權利，人權只能由這些文化來要求。對此會提出復雜的界線疑問，表現在如下例子中：奧里諾科河流域的印第安人早期溺死新生女嬰。這種習慣迫使長成的男童有一種實踐——人們必須聯合群體（部落）并且搶劫陌生的少女——這些印第安人以此防止近親繁殖。后來他們被從其祖?zhèn)鞯膮^(qū)域趕入安第斯山脈的較高處。因為那里缺乏河流，人們無法延續(xù)溺嬰的殘暴習慣——結果是，如今因為近親繁殖，有過多的癡呆病患者生活在他們中間。

不僅立法與立憲者必須文化開放，因為他表述人權并起草受人權約束的刑法，刑事法官也需要文化開放。借此他在由于典型文化沖突引起的刑事訴訟時，同樣會尊重作案方與受害方，即使在處理重大案件時。至少德國刑事裁判權從事這種法律文化的開放：根據聯邦最高法院刑事庭的一項最高法官判決（聯邦最高法院刑事案判決22，77），血親復仇不被判為較低級動機，盡管它根據某些犯罪要件（刑法典第211條Ⅱ；還有聯邦最高法院刑事案判決2，63）應該是被判為較低級動機。 而同一法院宣告一名與其成年女兒保持性關系的來自東土耳其的父親無罪，因為他在家鄉(xiāng)開始這種關系而在那里并非刑事犯罪。

四、關于刑法的合法證明

從人權的概念與說明出發(fā)可以闡明一種（完整的）刑法理論。民族學者喜歡支持一種相對主義。他們考察的社會如此不同，使得他們對存在公認義務的假設保持懷疑。刑法提供一個清晰的反證，處罰的種類根據社會與時期極為不同。一個集團——見微知著（pars prototo）：一個國家——會處罰，并非現代才出現，而同樣發(fā)生于中世紀，同樣發(fā)生于古典時期，同樣發(fā)生于古老東方帝國，同樣在更遙遠的文化中。簡而言之，（國家的）刑事處罰的法律制度證明為社會文化的全面之物。

刑事處罰卻是一種如此深刻的強制手段，使得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它作為傳統(tǒng)或者慣例來接受。我們必須提出疑問：刑事處罰確實屬于合法的國家活動嗎？

一種“意識形態(tài)批評”，把刑法闡釋為社會的報復制度，但它忽略了刑法由立法者確定，由法官運用并且由相應的行政權部分執(zhí)行的事實。而其中存在國家處罰的巨大文化成就，使得它代替血親復仇、武力自衛(wèi)與私設公堂，使得反應既不從受害者自己方面發(fā)生，也不從家庭、友人或者鄰居、也不從一不明確的公眾方面發(fā)生，處罰權只在（或許并非永遠確實、但原則上還是）中立的第三方。由此國家處罰在第二種、當然還是樸素的意義上合法或者公正。如果確實應該有刑事處罰制度，那不是以任意或者主觀涉及的形式，而是由中立的第三方——對此得到授權的公共權力來實施。

不過，法律處罰經常引起社會與職業(yè)處罰。在服刑以后，人們失去許多社會接觸；人們很難找到工作；而且常常是家人，也就是說無辜者一同經受處罰。如此的附加處罰既不受監(jiān)督也未經授權，它們因此是非法的。盡管如此，可以預見，為此此處出現一個新的責任領域：社會必須停止非法的附加處罰。

很可能存在社會復仇本能的指控形式，它們不僅導致附加處罰，而且常常還導致在司法機構宣布被告無罪之后的處罰。社會同樣不限于只在先前確定并且已知的準則遭到違背之后作出反應，也不限于以審查事實開始反應并且在合法制裁的情況下遵循事先確定和與犯罪行為相符的處罰標準。逃避同樣不明確的及因偏袒而受危脅的“社會”的刑法，不止一次證明為一種法律道德的獲益。

鑒于所謂處罰目的，應首先對處罰這個概念作初步評判。這種評判導致盡管可稱為有些蒼白的“聯合理論”：借助報復的概念，法律處罰的基本結構——這種法律處罰只能在犯罪之后并且因為犯罪而實行——并且同時為處罰標準創(chuàng)立一項原則，即按照犯罪與罪責的嚴重程度來處罰；但仍然沒有充分的規(guī)定處罰種類，并且更少有規(guī)定執(zhí)法種類。此處威懾（“預防”）而且首先是矯正（“再社會化”）的觀點可以得到應有的重視，它們可以補充報復觀念，但肯定不能糾正或者取消它。威懾有利于刑法的總目的，維護法制；而如果違法不能被阻止，則應該采取一切措施，以阻止違法者重犯，并且為他開辟一個社會與職業(yè)整合的機遇。

刑事處罰的合法證明必須首先表明，為何某些行為絕對禁止，然后是為何為了執(zhí)行絕對禁令而需要刑事處罰。此處并非詳細展開兩個合法證明的步驟，只消指明各自合法證明的核心：第一步證明上述禁令為合法要求的反面。因為每個人都有對人身與生命的權利，應該禁止殺害；為了財產所有權能夠存在，應該禁止竊??；等等。對相應的禁令，現在原則上人人都有利益。這些禁令不僅在集體意義上，而且也在分配意義上有利于公益；它們不僅具有一種功利主義地位，而且具有一種公正地位，部分因為它們使行動能力、部分使權能首先成為可能。

然而可能在個別情況中蔑視禁令對一方有利。為了阻止人們要求法制的益處，卻并非永遠愿意付出可能的代價。尖銳地說，為了抵制把法制作為跳板，國家給蔑視禁令配備了害處，就是處罰。它如此之高，使得它超過益處。說得詳細些，預期的損害，即預期的處罰與被捕獲和懲處的可能性的產物，必定更高。假定人們蓄意行動，則人們知道，犯罪不值得，以此法制得到保障。異議顯而易見，即前提過于頻繁地不切實際。事實上，在感情用事中發(fā)生了許多應受懲處的行為。這種狀況可能是一種合法的從輕處罰的根據，有時甚至是一個申辯根據。確實是否有此類根據，屬于刑事訴訟最重要的任務。其中刑事處罰也有別于一種報復制度（如“自然處罰”），使得它在宣布可能的處罰之前，首先仔細查明事實情況，使得它提供辯護與免責的機會。

現在我們可以回答標題的疑問：只要刑法上的罪行可以用普遍可以理解的、說詳細點就是用人權論據來說明——而且這普遍適用于許多罪行，還特別適用于寬容的刑法制度，那末，一種跨文化的處罰權限、一種跨文化的刑法，無疑是存在。根據不在于一種法制自以為能制服外來者。它也不在于有意拒絕給予外來者特權，即免除刑法責任。最后它不第一性地在于（肯定合理的）社會的自衛(wèi)利益，而在于從刑法上看，根本沒有非常的外來者；很難找到那些法律文化，原則上如此不同，使得它們根本不了解人權上可以說明的罪行。而如果確實會有這些法律文化，人們可以要求那些去外國者承認它們，因為相應的罪行的確可以在人權上說明。跨文化的刑法以此強調跨文化法律話語的一項鐵定法則：我們堅決主張之事，我們在其他文化中也發(fā)現，對于我們憤慨之事，其他人也同樣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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