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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媒介 古代文學 教學 思考

媒介是信息傳播的工具和途徑。美國傳播學家威爾伯？斯拉姆把媒介定義為“插入傳播過程中，用以擴大并延伸信息傳送的工具”。①媒介對于人類社會的意義并不僅僅在于它的工具性，還在于它參與塑造和影響著個體的發(fā)展及其生活方式。當代新媒介的發(fā)明和發(fā)展，正在給整個人類社會帶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響。

“新媒介”是一個相對和動態(tài)的概念，一切媒介形態(tài)最早出現的時候，都可以被稱為新媒介，它的對立面是傳統(tǒng)媒介。所以廣義的新媒介應該是一個與印刷媒介相對的概念，它包括了電視、電影、電腦、手機、互聯網等出現于印刷媒介之后的各種現代媒介。

“新媒介”一詞自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開始流行到現在，在世界范圍內不斷拓展，并且呈現出爆發(fā)式的增長態(tài)勢，如今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了以數字化信息傳播為支點的新媒介時代。電視、電影、電腦、手機、互聯網等已經成為個人和公眾生活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也構成了當代大學生文化生活的重要內容。

新媒介的出現改變著當代人們的生活、學習和交流方式，同時也在不斷地影響和改變著傳統(tǒng)的教學方式、教學手段以及師生關系。各種建立在影像和電子技術之上的多媒體教學手段，在各類學校的課堂上得到了十分廣泛地運用，甚至很多時候把是否采用多媒體教學手段作為教學單位和教師的考核指標。本文擬就新媒介環(huán)境下的多媒體教學手段在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中的運用進行一些思考。

眾所周知，對于創(chuàng)作者與接受者分離的文學作品來說，媒介的作用十分重要。它不僅是一種中介，它還會影響傳播內容本身。不同的媒介方式與它們所傳播的信息內容一起，影響著我們對文學作品的感知和理解。美國紐約大學文化傳播系主任尼爾·波茲曼在他的《童年的消逝》一書中認為，紙質（印刷）媒介在培養(yǎng)成熟的個體方面擁有新媒介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參與塑造了“理性”、“有序”、“成熟”的思維與行為品質，有益于閱讀者想象力的發(fā)展?！坝脕黹喿x的書面語言改變了讀者欣賞作品的心理狀態(tài)，他們可以從容地、反復地品味作品豐富、復雜的內涵?！雹诓ㄆ澛^點的支持者也認為象征著新媒介的圖像語言使讀者的注意力無法得到集中，也扼制了理性思考的深度，新媒介的出現對文字閱讀構成了一種威脅和損害。

的確，新媒介所帶來的信息爆炸導致了一種“淺閱讀”方式的產生。這是一種“放棄深度，追求速度、廣度、利益度”的“快餐式閱讀”，③這種閱讀得到的是“訊息”，是走馬觀花式的瀏覽，它滿足的是人們對信息“量”的需求，它與文學作品的諸多審美特征和審美方式背道而馳。新媒介圖像的豐富性和傳播速度的快捷性動搖了傳統(tǒng)文學書面閱讀的審美獨特性，它導致了想象的消極。文學閱讀的魅力，特別是古代文學的魅力，在于它的“古”。它是前人思想、情感、道德的載體，是古代社會生活的記錄。它的妙處在于它是用我們民族最準確、最優(yōu)美、最純粹的語言文字記錄的，給后人留下了無限的、美好的審美想象空間。閱讀者會因個人的知識修養(yǎng)和想象能力的差異，在原著所提供的共同的審美平臺上放飛各自的理想之鴿，完成屬于自己的審美再創(chuàng)造。而在課堂上，因為文學作品由課件制作者（教師）依照自己的審美想象制作成了有背景、有圖像、有音樂的視聽文件，便不再能像紙質閱讀時那樣激起讀者的豐富想象，事實上，觀者（學生）通常不得不約束自己的想象以求“跟上畫面”，而這些畫面“……使想象力離開他本人對于故事的體驗，……奪去了本屬于個人意義的許多內涵”。④

而傳播方式的改變也必將同時帶來傳播內容和敘事方式的改變。對于以不同媒介手段呈現的同一部文學作品來說，媒介方式的變化所導致的并不只是作品信息傳送途徑的改變，還會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信息內容本身的改變?！懊浇椴恢皇俏膶W的外在的物質傳輸渠道，而且是文學本身的重要構成維度之一；它不僅具體地實現文學意義信息的物質傳輸，而且給予文學的意義及其修辭效果以微妙而又重要的影響?！币虼耍皩Σ煌浇榈倪x擇會影響文學文本的意義走向”。⑤通過新媒介手段所呈現的文學作品往往在功利性的驅使下，更強調視覺上的沖擊，無論電影、電視還是舞臺演出，傳播者們都會對原著中的人物和情節(jié)進行自以為合理的增加、刪減或改編，將原作中一些本來只能意會而不可言傳的情節(jié)和思想用畫面或對話直接表現出來，既改變了紙質媒介那種富于想象的敘事方式，同時也導致了原作中語言特色的不復存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等等諸多名著，都被人們用以影視手段為主的新媒介方式呈現了出來。盡管改編者都努力證明自己忠實于原著，但其中的人物造型、情節(jié)展現以及環(huán)境營造，都確確實實地反映著影像制作者的審美情趣、審美理想和審美再創(chuàng)造能力，而這些影像作品經常會被引用到課堂教學中來，又增加了一層“教師”這一特殊個體對文學作品的理解。為了使課件的視覺效果更加強烈，使課堂氣氛更加有聲有色，教師一般會搜集許多材料，制作出適合自己審美習慣和審美標準的多媒體課件，將作品中的情感和意境轉換成了圖、文、聲并茂的視聽文件，先入為主地把學生帶進主講教師的審美理想世界，而作為一種思維訓練和美學修養(yǎng)熏陶的閱讀原著的過程卻被忽視了。人們閱讀時的那種獨處、沉靜、特有的淳厚的美感愉悅，以及紙質文本通過裝幀、排版、印刷，甚至插圖所體現的出版者的心思、品位，都被聲色震撼的感官沖擊所取代，從而不再有掩卷暇思、浮想聯翩，不再是“一千個讀者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而是一萬個觀眾心中只有一個林妹妹了。這種授課方式，從形式上看來，具有很強的現代化色彩，時尚而華麗，課堂信息量也大，教師教學手段也顯得多樣，但卻使得學生成了為直奔目的地而趕路的匆匆過客。他們沒有欣賞路邊野花和風景的空閑，他們無暇也不需要展開豐富的想象并加上個人對故事的想象，只需要跟上畫面的節(jié)奏與老師的思路即可。在我國這樣一個崇尚教師、惟老師之命是聽的教育體制下，這種“圖文并茂”的多媒體教學方式運用到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中，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扼制了學生的想象力，而想象力的缺乏必然導致創(chuàng)造力的缺乏。

誠然，在多媒體教學手段的運用中，教師可以通過視像媒介努力為學生們呈現文學原著的本來面目，同時也可以使許多書架上的文學作品被更多的學生讀者所分享，的確有助于加強文學作品的生命力，擴大文學作品的影響面，使之在電子視像世界里找回在傳統(tǒng)紙質閱讀世界里失去的那部分讀者。面對現代社會的越來越快的生活節(jié)奏，很多人“沒時間”讀書。以網絡為代表的新興傳播方式的興起，使越來越多的新一代青年人越來越“不習慣”傳統(tǒng)的閱讀方式。他們讀書更注重實用性，他們?yōu)榭荚?、考級、考證、求職而讀書，那些需要靜心品讀的文學作品，特別是古代文學作品的閱讀時間被大大壓縮。他們普遍對古典文學作品興趣不大，也沒有時間和耐心靜下心來閱讀課程要求的作品，所以更多的學生希望教師播放相關的影視作品來代替紙質閱讀。特別是對于一些規(guī)模宏大的長篇巨制，通過大眾化的視像傳媒，可以使那些不為學生們所熟悉的文學作品被更多的學生了解和分享，采用影視作品鑒賞的形式可以使學生在較短的時間內了解到大量的文學作品。但這種手段似乎更適用于普及性的文學課程，如全校性的公共選修課，教師可以充分利用新的大眾傳媒手段，結合電影、電視等美學知識，對學生進行文學知識及文學修養(yǎng)的提升。而對中文專業(yè)的學生來說，這種新媒介手段的使用則不宜過多。

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不只是文學史的知識傳播，它更是民族文化與精神的傳承，而這些文化與精神的傳承，更多地是要在大量的閱讀中產生的潛移默化的熏陶。這是一個漫長的“潤物細無聲”的過程，不是幾部聲色震撼的影視作品就能完成的。讀者只有在閱讀原著的時候，在文字的啟發(fā)之下，才能懂得作者塑造的特定環(huán)境下的特定人物的特定使命，才能真正理解作者的心情、心路和心結所在。所以建立在傳統(tǒng)紙質媒體基礎上的文學作品更強調讀者對其中隱含意義的解讀，更強調讀者的想象力。因此，在古代文學的課程的教學中，教師更應該使用傳統(tǒng)的教學方法，讓學生更多地將目光投射到書本當中，引導他們從優(yōu)美的語言文字當中咀嚼、品味、聯想與再創(chuàng)造，從自身的角度去感知作品，理解作者。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對學生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的培養(yǎng)有著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古代文學作品，能夠給讀者留下極大的審美再創(chuàng)造空間，讓他們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自由翱翔，豐富自己的生命體驗和審美經驗，最大限度地開發(fā)和釋放自己的創(chuàng)造潛力。

美國當代著名文學批評家希利斯·米勒說：“其它文藝形式會取代文學的位置，甚至可以說目前就正在逐步取代小說、詩歌和戲劇等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學，在普通老百姓的文化生活中，文學已經明顯今不如昔”。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組織實施的第九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項目2012年4月19日在北京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傳統(tǒng)媒介的閱讀量與閱讀率均有所下降，而手機閱讀等數字化閱讀方式增長迅猛。手機閱讀人群以年輕人為主體，18至29周歲人群所占比例最大。從這些數字來看，現在青年人不是不閱讀，而是重網絡閱讀，輕紙本閱讀。隨著閱讀方式的多樣化，青年人追求的是快速閱讀和接收訊息的時效性，而這是數字化時代人們閱讀方式的必然趨勢。但“在電子書中得到的是訊息，而在紙質書中找到的才是讀書的感覺。書香和人氣的交融才是閱讀的最佳境界。”這是不少年輕人的閱讀感受。

早在1978年，美國動畫制作師吉恩·迪奇就曾說過：“我們無力阻止視聽大潮，但我們可以寄希望于引導這一潮流，從而使電信時代的媒介將孩子們領回書本中去，而不是遠離書本”。⑥所以，在古代文學的課堂上，我們應當少用或不用新媒介教學手段，而使用傳統(tǒng)的教學方法，努力引導青年學生回歸到紙質書本閱讀當中，擺脫“淺閱讀”造成的大眾審美口味，提升他們的審美趣味和精神品格，在鋪天蓋地的新視聽大潮中，保留一處閱讀的最佳境界。

[注釋]

①威爾伯·斯拉姆，威廉·波特.《傳播學概論》陳亮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84年

②朱自強《兒童文學概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

③李玲《新媒介傳播中的淺閱讀現象》《電影評介》2007年7期

④吉爾·梅《媒介與兒童文學》《語言藝術》1979年4期

⑤王一川.《論媒介在文學中的作用》廣東社會科學.2003年3期

⑥吉恩·迪奇.在西蒙斯學院的講座

[參考文獻]

[1]方衛(wèi)平.《兒童文學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M]2009年9月第2版

[2]朱自強.《兒童文學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M]2009年3月第1版

[3]李玲.《新媒介傳播中的淺閱讀現象》《電影評介》[M]2007年7期

[4]王一川.《論媒介在文學中的作用》廣東社會科學[J]2003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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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科技考古；計量分析；發(fā)展趨勢

科技考古是考古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主要是指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分析研究古代人類文化遺存以及與人類活動相關的自然遺存，獲得更多的古代人類活動信息，從而盡可能地構建古代人類社會的面貌。

19世紀中葉，近代考古學開始形成。進入20世紀以后，各種自然科學和技術都有快速發(fā)展，并在國外考古學中得到廣泛應用。中國的科技考古事業(yè)可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初期，逐漸發(fā)展到21世紀的今天已有較大進步和喜人成績。

科技考古涉及的范圍比較廣泛國內已有學者專文介紹過，它包括年代學研究、環(huán)境、植物與動物考古學研究、體質人類學研究、物質結構及化學元素分析、田野考古新技術、計算機技術考古及文物保護等方面。

科技考古的文章主要發(fā)表于《考古》、《考古學報》、《文物》、《考古與文物》、《故宮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中國歷史文物》（ 原《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 、《江漢考古》八種考古類刊物上。其中《考古》、《文物》、《考古學報》是中國文物考古界公認的三大權威刊物，代表了中國文物考古的學術主流，都是重要的中文核心期刊。

有學者采用科技文獻計量學的方法，在對九種中文核心期刊（其中八種考古類核心期刊，一種為物理核心期刊）《考古》、《考古學報》、《文物》、《考古與文物》、《故宮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現《中國歷史文物》）、《江漢考古》、《核技術》等所刊登的科技考古論文的統(tǒng)計中發(fā)現：我國科技考古論文統(tǒng)計曲線呈現三個平臺，它印證了我國科技考古的三個歷史發(fā)展階段：即倡導期（1950-1977），初步發(fā)展期（1978-1989），快速發(fā)展期（1990-2002）。這種采用科技文獻計量學的方法，對中文核心期刊所登載的科技考古論文進行文獻計量統(tǒng)計，很有學術意義和價值。我們借鑒文獻計量學的方法收集和整理我國科技考古文獻，不僅看文獻的數量，也分析文獻的質量和內容。綜合上面各種因素，本文選擇了考古學界認可度較高、影響較大的考古三大刊近十年發(fā)表的文獻進行統(tǒng)計和分析，以期了解和總結近年來我國科技考古的發(fā)展情況，進而提出對我國科技考古發(fā)展趨勢的一些拙見。

考古三大刊十年來（2005-2014）來共發(fā)表科技考古論文150篇（見表1）。每年大約都有10多篇文章，每年文章的數量變化不大，其中《考古》最多，有87篇，占總數的58%，《文物》的數量也不少，約占33.3%，《考古學報》數量最少。

按大分類統(tǒng)計（見表2），年代學研究19篇，環(huán)境考古學（含動植物考古）研究32篇，體質人類學研究7篇，物理化學分析技術70篇，田野考古新技術16篇，計算機考古3篇，文物保護研究8篇。數量統(tǒng)計表明：高新技術在考古中應用的次數頻率在增多，其中應用最多的是物理化學方法（含核技術），特別是金屬分析占據重要位置，環(huán)境考古學研究呈上升趨勢；傳統(tǒng)的碳十四測年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但是這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許多考古新技術的應用無法從這三大期刊中反應出來，這三大期刊更多的反應的是這些技術對考古研究的促進作用，許多領域還沒有廣泛的推廣開來，受眾的群體還不多，所以科技考古要得到發(fā)展，首先就要突破傳統(tǒng)考古，將自己的優(yōu)勢發(fā)揮出來，讓更多的人參與進來，適當的降低門檻。

十年來我國科技考古事業(yè)的確有較快發(fā)展，得到學術界的普遍重視： （1）《文物》、《考古》雜志開辟的“科技考古”專欄，幾乎每期都有科技考古文獻發(fā)表。（2）各地的文物，考古雜志都有一些科技考古。（3）一些科學史研究雜志也有科技考古文獻發(fā)表。（4）近年來發(fā)表的考古報告和出版的考古報告，大都附有科技考古分析報告。（5）有數量可觀的“科技考古”論文集出版。（6）一些考古文集和科技史論文集中發(fā)表了部分科技考古論文。（7）近年來舉辦了數屆“科技考古學術研討會”。（8）一些高校紛紛成立科技考古系，培養(yǎng)科技考古方向的碩士和博士生。（9）部分高校和研究單位先后成立科技考古研究室（所）。（10）各種中外聯合考古隊在全國各地的考古工地上正在進行不同規(guī)模的科技考古調查和發(fā)掘。（11）中外學者合作的科技考古研究也正在進行中。

通過分析近年來科技考古的成果，我們可以發(fā)現一些問題：1、科技考古基礎理論的建設很薄弱；2、科技考古學的多學科協作研究還不夠深入；3、我國考古發(fā)掘和考古研究的國際合作還不夠活躍。

總起來看，隨著考古學對生態(tài)環(huán)境、文化整體面貌以及文化間相互關系綜合研究的不斷加強，近年來科技考古的研究重心也在產生變化。如果說過去的研究更偏重于單個遺址、單一材料或某一種技術手段的應用，那么現在的研究更強調研究對象的整體性和研究方法的關聯性，具體說來，如下3個趨勢正變得越來越明顯：

一是更加注重研究古代人類與社會及自然環(huán)境的關系，對古代遺物和遺跡的分析研究不再停留于“是什么”的層面上，而是要繼續(xù)探究“為什么”的問題，也就是文化嬗變的動力問題。科技考古與考古的關系變得更加密切，因為兩者的目標其實并無二致?？萍伎脊旁絹碓蕉嗟貜娬{最大限度地提取考古遺物和遺跡所蘊含的信息，并從各個不同學科的角度加以釋讀或分析，以期更全面地了解研究對象所處的自然和社會環(huán)境及其演變的規(guī)律。

二是更加重視不同區(qū)域技術與文化發(fā)展所顯示出的獨特性，冶金考古對云南、新疆和陜西漢中等地區(qū)金屬技術特征的揭示就是很好的例證，玉器考古對各地玉料礦物學特征的揭示亦復如是。注意技術與文化演進中的區(qū)域性特征，不僅有助于認識地理及環(huán)境背景的重要性，而且是為了更好地探討不同區(qū)域或不同人群之間的文化交流與互動，從多種角度揭示文化演進背后的動力。

三是科技考古各分支學科之間的聯系更加密切，這不僅體現在研究對象可能出自同一考古遺存，而且體現在研究手段上互相借鑒、互為補充，從而使得相關研究更加全面而深入。隨著研究方法或手段的不斷進步，研究者能夠獲得的信息也更加豐富，因而能以更廣闊的視野、更多樣的角度來分析或闡釋這些信息，并有條件展開綜合性的比較研究。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計算機的應用越來越廣泛，計算機軟件越來越多樣，許多都能很好的促進科技考古的發(fā)展，我們需要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向其他學科，其他國家，其它領域學習，拓寬視野，利用更好的科學技術來協助考古研究。

參考文獻

[1]梅建軍：《近兩年我國科技考古研究的新進展》，《中國科技史雜志》第31卷， 2010年第1期。

[2]錢俊龍等：《從九種核心期刊的文獻計量分析看中國科技考古的發(fā)展》，《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04年第7期。

[3]向安強：《從考古三大刊文獻計量分析看中國科技考古十年（1995―2005）l展》，《華南農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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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良渚文化 太湖地區(qū) 良渚遺址 地理環(huán)境

一、良渚文化的地理分布

良渚文化的地理分布以江蘇、浙江的太湖流域為中心，南限迄于浙南，并且遠及贛南、粵北；北跨長江直達蘇北；西起皖東；東到海濱，并遠及舟山列島，成為長江下游具有代表性的晚期新石器文化遺存。同時它還與華北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以及江西、廣東的許多史前遺存，表現出千絲萬縷的聯系。根據良渚文化諸遺址的地層疊壓和遺跡間的打破關系，并參考各遺址的碳十四測定年代，茲將良渚文化分為早、中、晚三期。[1]

早期的具有代表性遺址有：張陵山第二層及其墓葬、吳江縣龍南第二期、余杭吳家埠第一層，江蘇吳縣越城中文化層、浙江吳興漾下層、邱城上文化層；中期具有代表性的遺址有江蘇昆山縣綽墩、上海馬橋遺址、吳江縣梅堰、余杭良渚荀山等；晚期有浙江嘉興雀幕橋、浙江湖州花城木構窯藏、嘉善新港、黃土山、上海金山亭林等等。各個遺址的分布與地圖相對照，從詳細的良渚文化遺址分布中，可以發(fā)現以下幾下現象：

1.早期的遺址數目就越少，其地理分布越靠近良渚文化的中心分布區(qū)域――流域，且其地理分布很多都與晚期的崧澤晚期文化相重合，顯示良渚早期文化遺存與崧澤文化的密切聯系；中期是良渚文化的鼎盛時期，從遺址的分布可以看到，中期的遺存由原來早期的遺存向周圍擴展，顯示出擴張的繁榮趨勢；晚期是良渚文化衰敗時期，遺址分布范圍逐漸呈現萎縮趨勢。[2]

2.良渚文化早期遺址大多主要分布在平原地區(qū)，到了中晚期逐漸向丘陵和山區(qū)發(fā)展。良渚時期海平面經歷了一個下降再上升的過程。良渚文化初期到良渚文化中期，海平面逐漸下降，到距今4500年左右海平面迅速上升，到良渚文化末期，海面有3.8米的升幅。由于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沿海范圍，當溫度上升時，海平面提高，使得地下水位提高，迫使居民不得不加高臺基或者直接遷徙到地勢較高的地區(qū)。據此可以推斷良渚文化晚期遺存集中在丘陵和山區(qū)很可能與當時海平面水位上升有密切關系。

3.文化的發(fā)展和延續(xù)離不開天然水域環(huán)境，太湖流域、西部山區(qū)各水系、沿江沿海水系是古遺址分布的密集地區(qū)。

二、良渚文化的特征與其地理環(huán)境的關系

1.臺式建筑。良渚時期的建筑、墓葬和居址多為臺式建筑。這與良渚文化分布區(qū)域地處平原，地勢較低有非常密切的聯系，臺式建筑的修建很好的改善了局部環(huán)境，有效地擺脫了水患。良渚文化墓葬小墓多埋于平地，而大墓多建于高土墩上。高土墩墓的出現作為良渚文化墓葬的特征之一，與其地理環(huán)境的特殊性密切相關。良渚文化盛行玉器也反映了古人為抵御自然災害對天神的依托，很大程度上看，良渚文化玉器的盛行與其所處的地理環(huán)境有很密切的聯系。

2.農業(yè)經濟。良渚文化分布在長江下游的沖擊平原地帶，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良渚文化的農業(yè)不僅是當時的主要經濟部門，而且已經發(fā)展到具有相當高度的農藝水平。其農業(yè)經濟的發(fā)展顯然得意于其優(yōu)越的地理環(huán)境。其次地勢較地平，靠近沿海，地下水位的高低隨著氣候的變化而變化，導致農業(yè)生產的階段性和不穩(wěn)定性特征，由于農業(yè)是一個文化發(fā)展的根基，農業(yè)經濟的不穩(wěn)定性和階段性加劇了文化發(fā)展的階段性。

良渚文化的發(fā)展與當地的地理環(huán)境和氣候相關，與此相應，不同時期或不同地區(qū)對氣候的反映模式也不盡相同，從而反映在文化的形式和內涵上得到充分的反映。因此良渚文化不同時期，在不同分布地區(qū)的文化特征都可以追溯至特定時期和特定地區(qū)的地理環(huán)境，研究地理環(huán)境能夠從整體上全面把握文化的特征。[3]

三、歷史地理學和考古學的結合

考古學的研究目的在于還原古代歷史，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有遺物、遺跡和考古學文化等。然而人類歷史的發(fā)展深受自然環(huán)境的制約，人的行為和活動也必然受其周邊環(huán)境的影響。自然環(huán)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探索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個永恒的話題。因此，古人類生存的地理環(huán)境，也應該成為考古學重點關注的對象。如果我們能夠把每一個遺址及其文化放到發(fā)生它的時間、空間中去審視，那么我們對它的特點、它的分布將會獲得深層次的認識?？脊艑W在近代才發(fā)展成為一門學科，在19世紀初期的時候才開始傳入中國。[4]

傳統(tǒng)的考古學側重于對器物的類型學分析以及地層學研究，忽視其對地理環(huán)境的參考，從而無法全面的利用遺址及其周邊環(huán)境所提供的信息，造成珍貴資料的流失。環(huán)境考古在我國還剛剛起步，可以預見，它將是考學學一個大有作為的分支，并與諸如地質、地理、生物等學科發(fā)生必然的聯系。歷史地理學是地理學的一個分支，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現象和人地關系的地理分布、演變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的學科，其研究的任務是通過復原歷史時期的地理環(huán)境，闡明當時地理環(huán)境形成過程和特點，探索其演變規(guī)律和發(fā)展趨勢。它彌補了傳統(tǒng)考古學研究的不足之處。同時歷史地理學也是一門年輕的科學，還沒有具備完善的理論體系和操作方法，隨著實際工作的展開，原有的問題會得到暴露并解決。歷史地理學與考古學的結合必將使二者相互影響、相互促進，促進學科的發(fā)展和進步。[5]

參考文獻：

[1]蔡登谷.森林文明與生態(tài)文明[M].中國林業(yè)出版社，2011.

[2]周昆叔.中原古文化與環(huán)境[M].海洋出版社，1993.

[3]周昆叔.開拓環(huán)境考古學新領域[J].中國科學基金，1993（4）.

[4]安志敏.良渚文化及其諸文明的剖析[J].考古，1997（9）.

[5]張之恒.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文化[M].湖北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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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辯證唯物主義；高校；考古教學改革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12-0264-02

高?？脊沤虒W發(fā)展到今天，已經成為受到廣泛關注的熱門學科。但目前考古學專業(yè)教學存在很多弊端，影響了人才培養(yǎng)質量，如何改革高?？脊沤虒W以適應當今社會發(fā)展的需求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任。本文認為高?？脊沤虒W改革要以辯證唯物主義理論為指導，形成人才培養(yǎng)、學科建設、教學理論和方法三位一體的改革體系。

一、用“求是”的理論改革人才培養(yǎng)模式

高?？脊艑I(yè)的首要目標就是建立科學的人才培養(yǎng)制度。21世紀中國高等院校培養(yǎng)考古人才的標準是懂得文物考古法規(guī)、多學科基礎知識扎實、學術思想進步、具有嫻熟的田野技術和創(chuàng)新能力的高素質綜合人才。然而，當代考古學人才的培養(yǎng)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一方面高校內部考古學科的資源仍相對匱乏?！翱脊艑W本身是一門基礎的人文學科，但其研究理念和方法技術卻具有文理交叉的性質，在對古代遺存進行分析研究的過程中，不但需要多種儀器設備，也需要具有多種知識背景的人員”[1]。如果高校過于看重招生數量和規(guī)模，依據招生盜顆渲醚Э譜試礎⑷范ㄊψ時嘀?；蛘吆唵蔚貙⒖脊艑W作為人文社會學科進行資源配置，就會嚴重地限制考古學科的進一步發(fā)展。另外，考古專業(yè)的課程設置也不甚合理，專業(yè)分割過細，知識結構單一，多學科融合層面相對薄弱。此外，在碩士研究生培養(yǎng)層面上，面臨著本科非考古專業(yè)的人數較多、生源基礎差的問題。很多考古專業(yè)本科生放棄了本專業(yè)的學習深造機會，改行從事其他專業(yè)的工作；大量的非本專業(yè)的本科畢業(yè)生卻帶著對考古學的誤解步入考古專業(yè)攻讀碩士學位。這些學生的考古學專業(yè)基礎相對較差，在碩士階段首先面臨的就是考古學專業(yè)基礎和專業(yè)實踐的補課問題，更高層次研究能力的培養(yǎng)無疑會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博士研究生由于種種因素限制，與研究課題相結合的田野工作難以開展，因而導致依托田野發(fā)掘和第一手資料開展的博士學位學術成果數量不多。要改變這一現狀，關鍵是要實事求是，立足于人才培養(yǎng)現狀深化改革?？偟恼f來有兩個原則：一是高校的改革與發(fā)展必須與現實社會的發(fā)展需要相適應，成為向社會培養(yǎng)輸出優(yōu)秀人才，促進社會發(fā)展進步；二是必須尊重自身的發(fā)展規(guī)律。考古人才培養(yǎng)改革必須在保持專業(yè)特色的基礎上，實現專業(yè)培養(yǎng)目標、培養(yǎng)方式和課程體系改革的全面發(fā)展。總之，在考古學的人才培養(yǎng)方面要實事求是，該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才、該怎樣根據人才培養(yǎng)目標設置學科內容都要從實際出發(fā)，不可人云亦云，照搬照抄。

二、根據運動理論促進學科建設

學科建設要依托于人才培養(yǎng)目標，而人才培養(yǎng)目標是隨著時代的進步而不斷變化的，培養(yǎng)什么樣的考古學人才不同的歷史時期要求也有所不同。因此，學科建設也要不斷改革和完善，用運動的原理改革學科建設才是正確的方向。

首先，用運動的觀點構建史前史。史前史占據人類歷史的很大一部分，不能忽視，特別是人類、農業(yè)和文明三大起源問題。將這些考古學新的學術研究成果及時補充到學科中，可以拓寬學生的視野，啟發(fā)他們從世界歷史體系角度來審視中國古史，彌補了文獻古史的不足和局限。

其次，用運動的原理建設考古學學科體系?！翱脊艑W的研究打破了中原中心論的錯誤與偏執(zhí)，將中原之外的燦爛文化揭示出來。這一方面的內容在學科體系構建時需要重點關注，比如商時期的四川盆地出現了不低于中原文明的三星堆文明，北方草原也有極富游牧文化特色的青銅文明。通過與文獻的對比，有助于學生摒除中原文化優(yōu)于其他地區(qū)文化的錯誤史觀，對于學生樹立以考古學學科新知識體系為基礎的正確歷史觀有重要作用”[2]。

再次，用運動的原理豐富歷史學學科資料。教學中要適當增加史料比例，將不同歷史時期的考古資料與歷史文獻有機地結合起來進行講授，引導學生對史料進行辨析、解讀，將歷史文化的背景與考古資料對照分析，增強學生的證據意識和邏輯思維能力。比如，禮制在中國古代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政治、思想和民俗上都有諸多表現，文獻記載相當普遍，而其物化表現形式也在考古資料中大量存在，在教學內容設計中應將這些內容突出。

第四，地方史的研究往往是地方院校歷史專業(yè)的重要內容。我院考古專業(yè)根據考古新發(fā)現及新的研究成果不斷增加紅山文化等特色考古學文化內容，使學科建設隨著考古發(fā)現不斷推進。這有助于增強學生對地方歷史文化的認識，并有助于學生地方文化情結和文化遺產保護觀念的形成。

總之，考古教學很多領域都有擴展的空間，考古學的學科建設要與時俱進，教學改革也應永遠處于運動中。

三、根據實踐理論更新教學理念

考古實踐既是培養(yǎng)考古專業(yè)研究生實踐能力和創(chuàng)新能力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因此，考古教學改革一定要遵循實踐的原則。

首先，考古學是文理交叉學科，實踐環(huán)節(jié)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因此考古學專業(yè)應該加大考古學專業(yè)研究生實踐的力度，進一步完善教學體系。目前，學界以及教育界己經認識考古實踐在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同時也進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嘗試。比如，開創(chuàng)了田野學校這一培養(yǎng)考古學專業(yè)研究生創(chuàng)新能力的新途徑，期望能從根本上解決課堂講授與實踐相脫節(jié)的問題。

其次，考古學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學科，為了適應高等教育的發(fā)展以及國家各項事業(yè)對人才綜合素質和能力的要求，研究生階段的田野實踐應被納入考古學科研究生專業(yè)的培養(yǎng)計劃中，以便貫徹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理念，達到高校提高研究生綜合素質和能力之培養(yǎng)目標。

再次，考古學是一門綜合的學科，其發(fā)展既和其他人文學科一樣，受到歷史、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響，又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科學發(fā)展的影響，田野調查雖然也受以上因素制約，但仍然不可或缺。同時，田野實踐在我國考古學專業(yè)研究生教育中具有較為重要的作用，根據當前對考古學人才的要求：即著重培養(yǎng)具有扎實的理論基礎、過硬的基本技能和創(chuàng)新能力，我們認為田野實踐的開展和推行對我國高等院?？脊艑W專業(yè)研究生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

“研究生創(chuàng)新能力的培養(yǎng)是高校研究生教育教學的重要目標之一，也是落實科研、理論、實驗交叉融合的保障?；谶@一指導思想，在注重考古學專業(yè)研究生基礎訓練的同時，應著重培養(yǎng)研究生的動手能力、學術創(chuàng)新能力”[3]。在教學改革中，除了要強調進行考古學的基礎訓練，即要求研究生熟練掌握國內外考古領域的基本理念、調查方法和資料分析方法，同時更要注重培養(yǎng)研究生的動手能力、發(fā)現問題的能力和進行學術創(chuàng)新的能力。

四、用發(fā)展的觀點促進教學方法改革

考古學研究的對象是古代的遺跡和遺物，考古專業(yè)的學生需要熟悉各時期遺跡、遺物的特征和演變規(guī)律，因此教學中直觀的內容占有較大比例。而傳統(tǒng)的考古教學一般是課堂灌輸，缺少考古調查、發(fā)掘和遺物等直觀、動態(tài)化演示，因此，必須用發(fā)展的觀點審視課堂傳統(tǒng)教學模式改革。在課堂教學中要采用大量r活的圖片和視頻資料來提高學生的學習和研討興趣，因為考古學本身就是直觀的、動態(tài)的，學生學習方法也在不斷在調整變化中，所以考古教學方法也要不斷變化。近年來，隨著計算機的普及，多媒體技術在考古學教學中的應用更加廣泛。在教學當中，多媒體教學法的高效、規(guī)范、聲像結合，大大優(yōu)化了考古學教學，并被學生所接受。在考古教學中采用這種教學手段，可將抽象內容具體化，將復雜事物簡單化，將微觀事物宏觀化，并能多角度地向學生傳遞教學信息，大大提高了課堂教學效果。“另外，通過多媒體教學，又可以節(jié)省時間，來進行其他的課堂教學，如組織和本節(jié)課相關的課堂討論、學生主題發(fā)言、讀書報告會等輔教學活動”[4]。更重要的是它能使教學思想、教學方式、教學內容及課堂結構發(fā)生巨大的變化，而且，對于拓展學生的知識結構、開拓學生學術視野，激發(fā)學生的求知欲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運用多媒體教學可以給學生創(chuàng)造一個豐富、輕松的學習環(huán)境。多媒體技術，使教學內容形聲化、表現手法多樣化，對學生的感官進行多路刺激，使學生處于一種輕松愉快的環(huán)境中。這就從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學生聽課造成的疲勞和緊張，充分調動學生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從而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除了采用多媒體技術外，還要綜合分析各個門類考古的學科特點，用“發(fā)展”的理論調整教學方法。因為考古學是一門涉及面很廣的學科，它和歷史學、古文字學、語言學、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宗教學、植物學、動物學、體質人類學、地理學、物理學、化學等都有著密切的聯系。這就要求教師在課堂上給學生提供各個門類相關的考古學信息，培養(yǎng)專業(yè)性強、學識精深的各門類考古學人才。時代在不斷發(fā)展進步，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斷提高，因此，教學方法的改革要根據教學內容的不斷更新而調整。

總之，高校考古教學改革要立足于時代需要，實事求是，要不斷完善學科建設，遵循考古學的實踐性原則，不斷改革創(chuàng)新，更新教學方法。用辯證唯物主義理論指導高?？脊沤虒W改革，有利于充分合理地利用高等教育資源和人力資源，也必將取得很好的效果。

參考文獻：

〔1〕韓國河.關于考古學人才培養(yǎng)的思考[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06）：137―138.

〔2〕彭長林.歷史專業(yè)考古學教學改革探討[J].凱里學院學報，2015，（01）：164.

篇5

無論在歷史時期還是在史前時期,人類常常要與昆蟲打交道,利用昆蟲有多種目的。古代人類在缺少食物的情況下,經常把昆蟲當成食物充饑;還用它入藥、進行與宗教有關的活動,也利用昆蟲的某些成分制作膠、蠟、染色劑和墨水等。Dufour通過對Tukanoan印第安人每日飲食的觀察,估算出一年中他們攝入的蛋白質有5%到7%是由昆蟲提供的;她還發(fā)現男性每天都消費昆蟲以外的動物來獲取蛋白質,而女性有時只能通過昆蟲獲得蛋白質(4)。Sutton認為這類以昆蟲為食的民族學例子雖然僅在亞馬遜和南美地區(qū)發(fā)現,但是具有廣泛的地域性,而且古代人類也極有可能把昆蟲當成食物。在考古發(fā)掘中,昆蟲作為食物的例子也有發(fā)現。George和Huseas在Wyoming的Leigh Cave發(fā)現距今約4200年的一處燒烤遺跡,遺跡內有幾百只被燒過的摩門蟋蟀。這一考古背景揭示了洞穴居住者把昆蟲放在火上燒烤,然后吃掉的行為(5)。

考古遺址中的一些遺跡現象可能與人類利用昆蟲有很大的聯系。民族學資料顯示,人類捕殺昆蟲時會在地上挖條淺溝,把大批昆蟲吸引過來,然后放火燒烤。Weaver和Basgall在加利福尼亞的一處遺址發(fā)現一條寬約53厘米的淺溝,他們認為這與捕獲毛蟲有關(6)。此外,古代人類還利用一些石質工具制作昆蟲食物。Flood用紫外線照射石器發(fā)現上面的蛋白質是制作毛蟲留下的。使用氣相或液相色譜分析能夠發(fā)現殘留在容器內壁的與昆蟲相關的遺物,如蜂蜜和蠟(7)。Meighan C.W. 在加利福尼亞中部的一處遺址里發(fā)現了一條鏈子,是用甲蟲腿做成的一百多顆小珠子穿成的,這可能是一種與宗教有關的裝飾物(8)。

如同遺址出土的那些用來推測自然環(huán)境的動物骨骼一樣,昆蟲也可以為自然環(huán)境的變化提供證據。有些昆蟲體型很小,對環(huán)境很敏感,是重建自然環(huán)境的重要材料。特別是甲蟲,當環(huán)境發(fā)生變化時,它傾向于尋找新環(huán)境而不是適應舊環(huán)境;它分布廣泛,相對容易保存,是學者常研究的昆蟲。Osborne根據英國南部威爾特郡Wilsford青銅時期豎井出土昆蟲的種類,復原了當時的氣侯和生態(tài)環(huán)境(9)。從昆蟲的種類來看,Osborne認為英國南部當時的氣候和現在的氣候基本一樣,或是稍偏暖一些;出土的甲蟲數量很多,這暗示當地存在大量食草動物,應該有遼闊的草地;一些昆蟲喜光,所以當地的陽光充足,樹木不多,草地相對干燥。

Osborne還對豎井出土的昆蟲遺存做出考古方面的解釋。甲蟲的數量很多,在發(fā)現的昆蟲中占的比例很大,表明有很多食草動物被限制在或因其它原因出現在豎井周圍。較為干燥的草地也許暗示存在綿羊,但是如果這個豎井是取水用的,那么也可能存在牛。考慮到出土的昆蟲較為集中,而且數量很多,這里養(yǎng)牛的可能性更大。庭院葉麗(Phyllopertha horticola) 是外來的物種,這類昆蟲生活在長莖的草地中,可能是人類收割長莖的草作飼料時將它們帶入到豎井的周圍。家具竊蠹(Anobium punctatum)寄生在死樹上,所以豎井周圍還存在木頭。Osborne通過研究昆蟲推測了當時的情形:豎井上有木質水槽或是其它結構用來打水,周圍有柵欄圈住家畜。

Eva Panagiotakopulu在利物浦博物館收藏的古代埃及人的食物和樹膠上發(fā)現了昆蟲,有鞘翅目的谷蠹、藥材甲、錐胸豆象和一種屬于雙翅目的蛹殼。研究者對這些昆蟲進行分析,探討它們的地理分布、危害哪些農作物。這些昆蟲的出現說明古代遺物遭到了害蟲的感染。而且,博物館收藏的其它埃及和近東地區(qū)的食物標本里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害蟲感染的現象。研究者認為這些昆蟲的出現為生物地理學和古代人類儲藏的產品遭受害蟲感染的歷史提供信息,同時還呼吁更多的考古學家關注這一問題(10)。

昆蟲遺存可以提示遺跡現象的時間信息,Gilbert和Bass根據墓葬人骨上附著的蒼蠅蛹推測這些尸體被埋葬的時間(11)。在距今100多年的美國阿里卡拉人墓葬中,發(fā)掘者在死者身上發(fā)現很多蒼蠅蛹,多在頭部和腹部出現。動物死亡不久蒼蠅就會在尸體上產卵。當地在每年3月到10月中旬有蒼蠅,Gilbert和Bass由此推斷這些附著蒼蠅蛹的尸體是在這幾個月內下葬的。

一些昆蟲,例如虱子,棲息在人的生活環(huán)境里危害人類的健康,因此昆蟲遺存還可以反映古代人類的衛(wèi)生條件。人虱(pediculus humanus)寄生在人體頭上和身體上,可以在梳子和衣物上大量存留,而陰虱(Pthirus pubis L.)不如人虱容易保存下來。Kenward對中世紀英國一處遺址發(fā)現的陰虱做了研究(12)。以往研究者猜測英國的虱子是從英國以東的地區(qū)傳入的,但是在英格蘭坎布里亞郡Carlisle遺址發(fā)現虱子顯示它們在中世紀時期已經在英國開始了寄生的生活。

Sutton在《Archaeological Aspects of Insects Use》中還提到昆蟲對遺址形成過程的影響,引用幾個埋藏學研究的案例來說明這個問題。

綜上所述,研究考古遺址出土的昆蟲可以復原氣候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為遺跡形成的時間或季節(jié)、古代人類的健康水平、古代生物的地理分布和分析遺址的埋藏過程提供信息,還可以為家畜的存在提供佐證。

以上研究離不開田野發(fā)掘過程中收集昆蟲樣本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國外學者通常采取田野采集土樣、在室內提取的方法收集昆蟲遺存。發(fā)掘中提取每層剛剛暴露的土壤,放入塑封袋中,寫好出土單位。帶回實驗室后,根據不同的研究目的采用不同的方法提取昆蟲遺骸。最常用的方法是篩選,但是這里用到的網篩要比以往篩選動物骨骼的網篩小得多。Buckland和Coope認為篩孔為0.3毫米的網篩可以收集到大部分昆蟲,一些特別細小的部位需要使用篩孔為0.1毫米的網篩(13)。篩選后的土壤要經過水洗或是化學物質的溶解,看是否還能發(fā)現昆蟲遺骸。下面是一個因為采用不同大小篩孔的篩選網而改變研究者結論的事例:Madsen和Kirkman發(fā)掘Lakeside洞穴遺址時,使用篩孔為1/4英寸(1英寸=25.4毫米)的網篩篩選后得到很少的蝗蟲個體,他們認為當地古代人類沒有利用昆蟲?；氐綄嶒炇液?他們把取樣的土壤用篩孔為1/4英寸的網篩選,得到28只蝗蟲個體;經過篩孔為1/8英寸的網篩選,得到1750只蝗蟲;當他們選擇用篩孔為1/16英寸的網篩選,得到8772只蝗蟲。這一發(fā)現使他們改變了原有看法,從而認為蝗蟲是古代人類的食物的一部分(14)。

整理昆蟲遺骸的方法和整理動物骨骼的方法基本一致。首先要把后期侵入的昆蟲排除在外。其次,昆蟲遺骸一般放在顯微鏡下觀察,鑒定出種屬、年齡,有可能的話性別也要鑒定。鑒定時要比對圖譜和昆蟲標本。較為常見的是昆蟲的頭部(head)、前背板(pronotum)和翅鞘(elytra),有時也會碰到腿、腹部和生殖器(15)。然后統(tǒng)計最小個體數和可鑒定標本數,估算這些個體可以提供的食物總量。最后,在解釋昆蟲遺存時,要把它們放入考古背景中去分析。

目前,我國的考古發(fā)掘工作很少收集昆蟲遺骸,原因之一是昆蟲個體往往很小,混在土里肉眼很難發(fā)現。提取植物遺存的浮選法也許可以用來提取昆蟲遺骸。青海大通長寧遺址采集的土樣經過浮選后,研究者發(fā)現了炭化的昆蟲(圖一)。

除了采集方法,動物考古中的昆蟲研究還需要與植物考古學中的某些研究聯系起來。例如,在Eva Panagiotakopulu的研究中,人類儲藏的農作物會出現被昆蟲感染的現象;在Osborne研究豎井的案例中,昆蟲提示人類使用草料喂養(yǎng)牲畜;專門生活在一些蔬菜、樹木上的昆蟲可以反映植物的種類。所以,這項研究需要結合植物考古學的方法和知識,采用動物考古學的研究思路來復原人類的歷史。

雖然我們目前掌握的人類利用昆蟲的資料都來自于歐美地區(qū)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的研究,在中國還沒有展開針對昆蟲的動物考古學研究,但是只要我們有意識地去推動這方面的工作,相信昆蟲作為動物考古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后也能夠逐步發(fā)展起來。

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袁靖研究員和李志鵬博士為本文提出寶貴意見!

注釋:

(1) Josephine Flood. (1980). The moth hunters: Aboriginal Prehistory of the Australian Alps,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Aboriginal Studies New Series No.14, Canberra.

(2) Mark Q. Sutton. (1995). Archaeological Aspects of Insect Us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Vol.2, No.3, pp. 253~298.

(3) 科林•倫福儒、保羅•巴恩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譯:《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文物出版社,2004年。

(4) Darna L. Dufour. (1987). Insects as food: A case study from the Northwest Amaz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89, No.2, pp.383~397.

(5) Frison C. George, Marion Huseas. (1968). Leigh Cave, Wyoming, Site 48WA304. Wyoming Archaeologist 11, pp.20~33.

(6) Richard A. Weaver, A., Mark E. Basgall. (1986). Aboriginal exploitation of pandora moth larvae in east-central California, Journal of California and Great Basin Anthropology, 8, pp.161~179.

(7) S. Needham, J. Evans. (1987). Honey and dripping: Neolithic food residues from Runnymede Bridge. Oxford Journal of Archeaology 6, pp.21~28. van Balgooy, Josephus N. A. (1983). Chemical analysis of residue from a stone bowl. In Rector, C. H., Swenson, J. D., and Wilke, P. J. (eds.) Archaeological Studies at Oro Grande, Mojave Desert, California, San Bernardino County Museum Association, Redlands, pp.178.

(8) Meighan, C. W. (1955). Excavation of Isabella Meadows Cave, Monterey Count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rchaeological Survey Reports 29, pp.1~30.

(9) P.J.Osborne. (1969). An Insect Fauna of Late Bronze Age Data from Wilsford, Wiltshire. Journal of Animal Ecology, Vol. 38, pp. 555~566.

(10) Eva Panagiotakopulu.(1998). An Insect Study from Egyptian Stored Products in the Liverpool Museum.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 84, pp.231~234.

(11) B. Miles Gilbert, William M. Bass. (1967). Seasonal dating of burials from the presence of fly pupae. American Antiquity, Vol.32, No.4, pp.534~535.

(12) Harry Kenward. (1999). Pulic lice (Pthirus pubis L.) were present in Roman and Medieval Britain. Antiquity 73, pp.911~915.

(13) P. C. Buckland, G. R. Coope. (1991). A Bibliography and Literature Review of Quaternary Entomology,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 Prehistory,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J. R. Collis: pp.4~5.

篇6

所謂“文獻”和“實物遺存”，兩者的區(qū)別是顯而易見的。但在有的場合，兩者卻能得到某種程度的統(tǒng)一。這是因為所有的“文獻”總有一定的載體，不管是金文、石刻還是簡牘，都可以看作是一種實物遺存，成為考古學研究的對象。其次，研究對象的不同決定了研究方法的區(qū)別。歷史學家往往尋求并研究特定的歷史事件的記錄，然后加以比較和辨?zhèn)巍⑺鼈冎糜谀甏蛄兄?，按照前因后果對事件進行解釋。考古學則以地層學和類型學為基本的研究理論和方法，①通過發(fā)現的遺跡和遺物，研究古代人類更廣泛領域的生活方式，力求全方位揭示人類活動發(fā)展變化的軌跡。科學的考古學的真正要義在于超脫文獻而獨立研究物質遺存。但是考古學現在的主要理論方法地層學和類型學，只是整理材料的分析方法，大量考古發(fā)掘報告的器物羅列和描述不能有效地反映歷史信息?？脊殴ぷ髡咴诮庾x考古遺存所蘊含的歷史文化信息能力上的欠缺，直接影響了考古發(fā)掘報告的科學性和實用性。比如在描述某一個器物的特征時，常出現“弧腹”、“微弧腹”、“腹稍弧”等詞語，除了報告的撰寫人外，讀者很難領悟到器物的具體形態(tài)特征。這也導致許多歷史研究人員無法讀懂考古報告，這種情況下文獻和考古發(fā)現難以契合。②

多數人對考古學的作用還局限于“正經補史”的階段，還停留在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認識上，從而忽視了考古學的本質就是超越歷史文獻，通過實物遺存反饋歷史信息?？脊艑W最大的優(yōu)勢在于可以從生態(tài)環(huán)境、生存方式、技術經濟、社會結構乃至意識形態(tài)等各個層次來全面分析歷史時期的各種演變，從而探尋影響社會文化的各種因素。③在進行考古工作的過程中，可以參考文獻材料，但是不能被其主導、引導，更要杜絕“先入為主”式的考古發(fā)掘，而是讓材料牽著鼻子走，④通過以物論史，透物見人，為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的研究作出新的貢獻。因此，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羅泰教授在談論文獻和考古的關系時，認為文獻的甄別和與考古結合的工作不一定是考古學家一定要做的，考古學家的主要任務是要把物質文化研究清楚，然后把結果報告成歷史等學科的專家能夠使用的方式，然后讓文獻學和考古學的研究并立而存在，兩者結合的地方不一定能夠找到，當然兩者是同一個現象的不同側面。⑤這種觀點也是西方考古學界所共有的，也對現階段中國考古學發(fā)展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在商品經濟的“唯利是圖”的大背景下，一些專門宣傳考古與文物收藏的欄目出現在大眾的面前，如《探索發(fā)現》、《鑒寶》、《尋寶》和《天下收藏》等，平面媒體的宣傳作用不容小視。隨即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股全民的考古以及文物收藏熱潮。中國傳統(tǒng)考古學還沒有完全適應這種快速的發(fā)展，從而帶來許多的被動和質疑。但是，中國考古學應該在自身學術規(guī)范健全的基礎上，去逐漸適應社會的發(fā)展和公眾的需求，并借機宣傳自己，一舉兩得。而如何向大眾展示規(guī)范的考古學，讓他們能接受考古的新發(fā)現，減少質疑和批評的聲音，這是我們下面討論的重點。首先，在田野考古發(fā)掘的過程中，規(guī)范考古發(fā)掘的流程，嚴格按照國家文物局頒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規(guī)程》⑥進行，杜絕挖寶式的考古和唯經費至上的搶救性發(fā)掘。其次，盡量避免破壞性的發(fā)掘，做好發(fā)掘后期的善后工作，給公眾留下良好的印象。考古遺存是不可再生的資源，保護意識應貫穿著發(fā)掘工作的始終過程。發(fā)掘的遺跡是現場保護還是遷移保護，是現場展示還是就地掩埋，亦或就地回填等問題，需要妥善處理考古發(fā)掘與保護文物原狀的關系，還涉及到可移動文物的現場提取和保護問題，也包括不可移動遺跡的長期保護相關問題。為解決上述保護中存在的問題，考古工作者在發(fā)掘的過程中，邀請文物保護和科技相關人員參與到考古發(fā)掘中?！犊萍既請蟆诽峒暗摹拔奈锉Ｗo航母”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產生的，它是一個跨學科、跨領域、跨行業(yè)、跨部門的產物，由敦煌研究院、國家博物館、中國社科院、清華大學等單位共同研發(fā)的，是我國首個“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自2009年起，先后多次出現在山西、陜西、山東和湖北等地的考古發(fā)掘現場，為考古工作提供比較系統(tǒng)的技術，并且及時地處理和保護了出土文物。⑦這種模式值得在全國范圍內推廣。

中國傳統(tǒng)考古學一直缺少與外界的有效溝通，在曹操高陵的世紀辯論中，甚至有考古人員提出“非專業(yè)人士不能質疑”的說法，遭到包括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袁濟喜的強烈反對，他認為考古不僅是一個專業(yè)問題，還牽涉到共同的學術規(guī)范，而這些學術規(guī)范適用于任何一個學科領域。⑩這也就要求相關專家和部分在向公眾公布信息時，一定要做到全面、嚴肅，尤其是考古的結論，應避免學術的浮躁，經多方面考證確認為定論后，才能公布于世。英國考古學家特里格認為，如果把考古材料作為一種宣傳工具為政治和社會服務，其結果對我們是有害而無益的。尤其是曹操高陵的商業(yè)價值，有學者估算出每年能為當地帶來至少4.2億元的經濟收入。這就不免產生地方政府之間爭奪名人效應的現象。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在當今日新月異的社會，中國考古學的學術規(guī)范性直接影響了學科的發(fā)展，對樹立考古學在大眾心目中的形象極為重要。每一名考古從業(yè)人員和研究人員都有義務維護其學術規(guī)范，從而促進中國考古學健康快速地發(fā)展。誠然，在進行考古學研究的過程中，道德規(guī)范是考古研究人員的學術操守，我們反對任何形式的學術抄襲和學術不端行為，并同時尊重不同的學術思想，積極開展健康的學術爭鳴，不為學術研究沾染任何功利性的色彩。在考古學文章成文的過程中，首先要忠于原始材料，引用第一手的材料，如考古報告和簡報等，避免因轉引造成不必要的錯誤和爭端。（本文作者：張倩單位：河南省濟源市濟瀆廟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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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中國音樂史學會

承辦：馬思聰研究會

時間及地點：2009年12月16-18日，北京

主要議程：《馬思聰全集?補遺卷》(樂譜及音響)首發(fā)式；結合已出版的《馬思聰全集》，交流馬思聰后期創(chuàng)作和活動的研究成果；交流對馬思聰藝術歌曲、室內樂和管弦樂創(chuàng)作的研究成果；馬思聰研究會換屆。

參會事宜：

1．歡迎海內外從事馬思聰音樂生涯研究的同人參會；

2．擬參會者請于9月15日前提交論文電子文本(郵箱：)，經主辦方認可后，于10月15日前發(fā)出正式邀請函；

3．主辦方將根據所提交論文質量，確認參會“特邀代表”、“正式代表”及“列席代表”；

4．會議將承擔參會特邀代表赴會的交通、食宿費用，正式代表在會議期間的食宿費用，以及列席代表的伙食費用。

5．本次會議的會務費為人民幣300元。

慶賀汪毓和教授80華誕

暨中國近現代當代音樂史學科建設研討會

主辦：中央音樂學院

協辦：中國音樂史學會

承辦：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研究所、音樂學系、學報社

時間及地點：2009年10月18―20日，北京

主要議程：交流汪毓和教授在中國近現代當代音樂史學科建設上的貢獻；對中國近現代當代音樂史學科建設的回顧與展望；交流中國近現代當代音樂史研究成果。

參會事宜：

1．歡迎海內外汪教授的親朋好友、學生和從事中國近現代當代音樂史研究的同人參會；

2．擬參會者請于7月1日前提交論文電子文本(郵箱：)，經會議主辦方認可后，于7月31日前發(fā)出正式邀請函；

3．主辦方將根據所提交論文質量，確認參會“特邀代表”、“正式代表”及“列席代表”；

4．主辦方將承擔參會特邀代表赴會的交通、食宿費用，正式代表在會議期間的食宿費用，以及列席代表的伙食費用；

5．本次會議的會務費為人民幣200元；

第七屆國際音樂考古學學術研討會

繼2008年在德國柏林召開第六屆國際音樂考古學研討會之后，國際音樂考古學研究會(ISGMA)第七屆學術研討會將于2010年9月20-25日在中國天津音樂學院召開。

會議主題：來自過去的音響：考古學環(huán)境中音樂器物的闡釋。

會議議題：新發(fā)現；音樂考古學研究方法；音樂考古學與當代音樂創(chuàng)作；中國音樂考古學；其他相關研究。

欲參會者請在2009年9月9日前，將不超過250個英文單詞的論文摘要發(fā)郵箱()。摘要應當包括作者姓名、單位、論文題目、職務、民族、電話、電子郵箱、通訊地址(只有單位地址和基本聯系信息會在會議資料上公開)。會議官方語言為英語。

參會者應制作用于口頭陳述的幻燈片，并拷貝在USB存儲器或CD片上。如果想提供海報展示、工作坊或音樂會，請寫信給秘書處，并請列出您想攜帶樂器的詳細清單。

篇8

2010年，考古學家在位于土耳其西部的一座墓冢里發(fā)現了4具古人類骷髏殘骸，經過考證，他們推斷出這些骷髏是距今4000多年的青銅時代的古人類遺體。令人驚喜的是，盡管歷經幾千年歲月的侵蝕，其中一具骷髏顱腔內的大腦卻依然保存完好，這為我們研究古人類大腦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樣本。

通過觀察可以發(fā)現，顱骨里殘存的大腦已經被燒焦，根據周圍經過煅燒的木材的殘留物可以推測，當時發(fā)生了一場重大火災，死者生前是被大火燒死的，在通常情況下，熊熊的火焰能夠將物體燒成灰燼，不可能保存太久，但是這個殘留的大腦不但沒有化成灰燼，反而完整地保存至今，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事實上，這顆大腦之所以能夠僥幸保存至今，那場發(fā)生在4000年前的大火功不可沒。通過對這個遺跡所處的地層分析可以發(fā)現，一條地震斷層線從此穿過，該地區(qū)屬于地震活躍區(qū)。考古學家由此斷定，當時的一場地震將此處夷為平地，死者被埋在了廢墟之下。隨后又燃起了一場大火，熊熊燃燒的大火吞沒了死者尸體，死者顱腔內的大腦在自身的體液中被煮沸，直到大腦中的液體被煮干為止。在整個燃燒的過程中，由碎石和瓦礫堆積而成的封閉空間里的氧氣被完全消耗掉，經過烘烤的大腦組織變得干燥發(fā)脆，并且處于低氧環(huán)境之中。

土壤中的特定化學成分也是古人類大腦保存至今沒有腐爛的重要因素。通過分析骷髏周圍的土壤成分，研究者發(fā)現，這里的土壤還有大量的硼、鉀、鎂、鋁等物質，這些物質能夠有效地抵制昆蟲和細菌對尸體的侵蝕，古代埃及人在制作木乃伊的過程中經常用硼作為防腐材料。據考證，這個地區(qū)曾經有個很大的硼礦，或許土壤中高濃度的硼在4000年前大腦完好保存至今的過程中起到了輔助作用，在硼的作用下，大腦變成了類似于人體陶瓷的物質，或者叫做“生物陶瓷”，這種生物陶瓷是一種防護膜，能夠有效地隔斷大腦與外界空氣和水分的接觸，因此能夠起到防止腐爛的作用。同時，土壤中高含量的鎂、鉀、鋁的存在創(chuàng)造了一種高堿性的環(huán)境，有效地保持了大腦組織的原有形狀。

篇9

關鍵詞：考古; 人才; 培養(yǎng)

近年來，隨著經濟建設的不斷發(fā)展，配合基本建設考古發(fā)掘、保護和科研等任務日趨增多。建設工程規(guī)模越來越大，相應的考古發(fā)掘任務也越來越重，大量的考古資料源源不斷地出土，新發(fā)現層出不窮。但繁榮的背后，存在著很多問題，有些發(fā)掘項目質量下降，發(fā)掘資料不能及時整理，研究工作相對滯后。更有甚者，一些搶救性的發(fā)掘項目對發(fā)掘出土的考古資料敷衍了事，僅發(fā)表一些代表性的文物標本，大量被發(fā)掘出來的重要信息在室內整理階段又被丟棄，或者干脆對發(fā)掘出土的文物資料不做整理。這些情況的出現很大程度上都因為各級考古科研機構在人才隊伍建設存在短板，這一短板的存在極大地制約了國內田野考古發(fā)掘水平的進步。

新《田野考古工作規(guī)程》吸收國外田野考古資料整理成功經驗，對此有專門規(guī)定，可望解決這一問題。據此，一支政治強、業(yè)務精、作風硬的高素質考古人才隊伍是完成各項任務的基礎，從事考古研究工作的科研機構應把適應新《田野考古工作規(guī)程》的人才隊伍建設作為第一要務，極力營造“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chuàng)造”的氛圍，通過以科研課題為引導，以經費支撐為基礎，以多方交流為手段，以合理用人為準則，以表彰榮譽為鼓勵，使人才真正地脫潁而出，真正適應新形勢新任務和新規(guī)程的需要。

一、落實人才工作目標，加強人才教育培養(yǎng)。

考古學的研究越來越向著多學科綜合研究的方向發(fā)展，一些重大的考古學問題的解決無一不需要多學科交叉綜合研究，多學科交叉綜合研究成為考古學發(fā)展的一條必由之路。這就需要在研究方法上進行集成創(chuàng)新，一支具有創(chuàng)新能力的考古人才隊伍是取得研究成功的關鍵。因此要加大人才工作力度，合理制定人才工作規(guī)劃，對人才引進、培養(yǎng)、使用，人才結構與梯次隊伍建設等方面應作出科學安排，既要確立人才工作目標，又要合理地分階段逐步實施。各考古科研機構應根據“黨管人才”的要求，明確由黨委（支部）牽頭抓人才工作，人事部門具體負責人才管理事宜，建立定期研究人才工作制度，積極為專業(yè)人員服務。要針對新《田野考古工作規(guī)程》的相關要求，有針對性地抓好考古人員的教育培訓，切實提高隊伍的整體素質。

    本著堅持教育為先的原則，從加強人才教育和培養(yǎng)入手，提高人才隊伍能力和素質，把建設學習型科研所與人才培養(yǎng)相結合。要鼓勵職工參加各種形式的業(yè)務學習和進修，在學習時間和學習經費上都予以保證。鼓勵專業(yè)人員在職攻讀碩士和博士以及其他形式的教育學習，并積極安排專業(yè)人員參加主管部門和高校舉辦的各類專項培訓，必要時可以針對新《田野考古工作規(guī)程》的相關要求自行組織考古專業(yè)人員的培訓。要豐富人才教育資源，征訂專業(yè)期刊和購進新版專業(yè)圖書供專業(yè)人員充電，要為專業(yè)人員配備筆記本電腦、數碼相機和攝相機等設備，努力達到業(yè)務骨干人手一套。在做好業(yè)務工作的同時,要組織專業(yè)人員到外地參觀學習，鼓勵專業(yè)人員撰寫研究論文和參加重要學術會議。要通過和高等院校的考古專業(yè)院系進行合作研究等形式來培養(yǎng)提高專業(yè)人員的業(yè)務水平，通過接觸學科前沿，開闊專業(yè)人員眼界，同時也查找差距，進一步提高專業(yè)人員的科研能力和水平。

二、理順人才成長機制，強化人才隊伍建設。

目前，全國1400多名考古領隊，每年參加田野考古發(fā)掘的有700—800人，與考古領隊相比，專職從事科技考古研究的學者相對較少。即便如此，多年以來，各級地方考古研究機構一直承擔繁重的基建考古任務，不能保證獲取考古資料的有效性，同時也限制了考古學的深入發(fā)展，從而導致科研工作相對滯后。因此，加強考古人才隊伍建設，努力營造學術研究的氛圍，及時更新考古領隊和考古研究人員的知識結構，培養(yǎng)更多有競爭力的考古人才，是各級考古科研機構極為迫切的現實任務。

在人才隊伍成長過程中，各級考古科研機構要切實創(chuàng)造各種便利條件為人才成長創(chuàng)造空間。一是要積極爭取科研經費，大力支持申請課題。通過多種渠道為專業(yè)人員爭取科研經費，并為他們出謀劃策，可以采取自主申報、聯合申報、跨單位或跨學科合作等方式申請各級課題。二是要鼓勵參加學術會議，加強綜合能力培訓。人才培養(yǎng)不能閉門造車，孤芳自賞，需要有廣泛的學術交流，以汲取學術界最新成果，彌補自身不足，同時也將自身研究成果加以推廣，從而進一步推進人才隊伍的建設和科研所各項工作的跨越發(fā)展。三是要減輕常規(guī)工作壓力，及時申報獎項榮譽。人才培養(yǎng)經常會遇到兩方面問題：一是由于單位工作繁忙，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從事創(chuàng)造性研究，從而影響其發(fā)展；二是取得的成果、成績得不到相應的認同和表彰，時間長了會打擊積極性。筆者認為要從這兩方面考慮，首先要為人才創(chuàng)造良好的研究環(huán)境，盡可能地減少常規(guī)和事務性的工作；其次要打破平均主義，所申報的獎項、榮譽不搞輪流。歷史經驗表明，這兩方面的工作對人才隊伍的建設和發(fā)展都能起到十分有利的作用。

三、拓展人才隊伍空間，推進事業(yè)跨越發(fā)展

目前我國從事考古研究的人員基本上有兩種不同的學術背景。多數是理工科的學士、碩士和博士，在考古的實際工作中學習考古學的知識；另有少數人員是科班考古出身，從事考古工作某個專門領域的研究。這兩類人基本上都能勝任自己的工作，因為他們或者在自然科學的某個領域、或者在考古學科接受過正規(guī)的培養(yǎng)，他們至少在某個學科領域的底蘊較厚，而且有志于從事考古工作的研究。

據此，國家應加大對本科生、研究生的資助，吸引學生致力于考古學研究。增加高等學校考古專業(yè)設置，優(yōu)化課程體系建設，加大在職工作人員的培訓力度。通過這些建設，力爭培養(yǎng)一批有創(chuàng)新能力、熱愛考古事業(yè)、有國家競爭力的人才隊伍。各級考古科研機構要認真研究人才成長規(guī)律，側重打造一個相互銜接的包括考古學各研究方向的人才資助和培養(yǎng)鏈。應根據當前和各機構考古人才隊伍建設的現狀，遵循人才成長客觀規(guī)律，設計有效措施，加大對真正愿意從事考古學研究的人才培養(yǎng)力度。適當加大自由申請課題資助數量并對青年承擔課題者有一定傾斜，幫助有志于從事考古學研究的青年人才的成長。

隨著文物考古研究工作的不斷發(fā)展，部分考古科研機構限于編制原因，人才緊 缺可能會嚴重制約單位發(fā)展，有些科研所可能不得不臨時聘用一些院樣畢業(yè)生來維持正常工作開展。但臨時聘用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只有理順機制才能根本解決人才緊缺問題。當前事業(yè)單位正處在改革階段，各級領導都應以極大的勇氣和責任感，切實了解增加人員的有關政策和程序，科學、合理地找出了破解的辦法。結合事業(yè)單位人事制度改革，暫時在編制內無法解決的，可以結合相關考古項目或科研課題采取長期合同聘用的辦法，工作和生活待遇可以參照同等條件的在職人員進行安排。同時，要根據工作需要，依據公開、公正、競爭的原則，引進和培養(yǎng)急需的考古專業(yè)人才，進一步拓展人才隊伍發(fā)展空間，保障人才隊伍建設的可持續(xù)發(fā)展。

實踐告訴我們，人才的成長需要合理的機制和良好的環(huán)境。要建立“公平、公正、競爭、擇優(yōu)”的人才競爭激勵機制。通過加強年度考核、實行科研成果和業(yè)績公示等辦法，增強考核透明度，強化競爭意識，促進專業(yè)人員多出成果。要認真落實黨的人才培養(yǎng)政策，積極宣傳人才隊伍的先進典型，爭取各級領導的關心和支持，不斷壯大人才隊伍。相信隨著人才隊伍建設的不斷深入，各考古科研機構將再次迎來人才隊伍建設的大發(fā)展、大突破，為文化為文物事業(yè)的大發(fā)展、大繁榮提供源源不斷的人才支持

總結：

本文簡要地分析了當前考古工作面臨的人才短板問題，總結了在新形勢下做好考古人才隊伍培養(yǎng)的目標、機制，提出了解決人才隊伍緊缺現狀的辦法。在文中作者為考古人才隊伍的培養(yǎng)和發(fā)展提出了較好建議。相信通過卓有成交的工作，可有效緩解新形勢下考古工作面臨的人才短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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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千年來積淀的文明，交通中西的文化地位，為中國西部這片廣袤的土地留下了豐富的歷史遺存。探尋西部地區(qū)的考古發(fā)現，秦陵兵馬俑、敦煌莫高窟、新疆克孜爾等早已成為西部文明乃至中國文化史的象征，進入國際學術界的研究體系。然而在歷史資源豐富的西部，考古學者的眼界不應該也從不會僅僅停留于這等驚世駭俗的重大發(fā)現，還有更多精彩、美妙的領域等待著學者們去發(fā)現、去探究、去詮釋。例如美術考古，這一對接美術學與考古學的新興學科，為進一步對西部地區(qū)歷史遺存的研究開辟了新的視野。由上海大學中國藝術產業(yè)研究院副院長、美術學院博士生導師羅宏才教授主編的西部美術考古叢書之《從中亞到長安》正是立足于這樣一種全新的視野，關照以絲綢之路為軸線的西部地區(qū)獨特的歷史文化遺存。

《從中亞到長安》是西部美術考古叢書的第一部。書中包含石雕與巖畫、青銅器藝術、漢唐藝術、宗教藝術、中西交流、信息研究等幾個板塊。書的新意在目錄中就得以體現，傳統(tǒng)的考古學專著將重點放在證明史實的文獻性研究與整理，而此書著眼于對考古遺存中的藝術和藝術品的專題研究，凸顯美術考古的特色。主編羅宏才出身于考古專業(yè)，具有三十余年的考古發(fā)掘與研究實踐經驗，如今又擔任上海大學美術學院教授，應對考古和美術這兩大學科可謂游刃有余。在后記中有這樣一段話，“叢書著力聚焦中國西部地區(qū)乃至與之相關的更廣闊的地理區(qū)域與歷史空間，試圖依據廣泛、系統(tǒng)、新穎、詳實的考古資料，通過有效、多元的學術方法來切實對接美術、考古這兩大學科領域，深入探討這一區(qū)域新石器時代以至宋元時期或者更廣泛歷史區(qū)間內的美術史跡、美術物品以及與之相關的宗教藝術、社會文化與區(qū)域美術考古史等?！笨梢娋幷咴趨矔黝}與特色表達中所付諸的思考。

翻看《從中亞到長安》，有個特色令人眼前一亮。全書收錄的22篇論文中，不但有羅宏才、張、王維坤等國內美術考古界知名教授、博士生導師的最新研究成果，魏久志、任萌、席琳等“80后”青年學者乃至碩博士研究生的論文也赫然在列。美術考古自身是一門新興學科，這一代年輕學者若能伴隨著此學科同步成長，一同由稚嫩逐步走向成熟，則必然是美術考古學科向前發(fā)展的重要動力。在青年學術人才的培養(yǎng)上，《從中亞到長安》的編寫與出版做了一次很有意義的探索。更可貴的是，我國著名歷史學家，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學勤先生特意為本書撰寫序言，以勉勵后輩學者們的工作。如此一來，老、中、青三代學者齊聚一書，以自身的研究培養(yǎng)、影響下一代學者，形成學科內代代相傳的體系，此種情形在近年來的學術著作中是難得一見的。

依據不同學者的研究背景，以預設的主題進行有針對性地約稿也是此書的一大特色。一部論文集質量的優(yōu)劣，除卻論文本身的研究水平外，主編對于文章選編的整體構思和布局乃是至關重要的一環(huán)。羅宏才在書中并未奉行“拿來主義”，不加處理地堆積相關論文，以拼湊成書，而是在論文選編之前就已預設不同的主題與板塊，根據相關學者的研究重點與其約稿，從而編入對應的主題和板塊之中。我們可以稱這是一種“研討會式”編寫方法。以往的學術研討會要求學者們根據討論的主題發(fā)表相應演講和論文，以匯總為成果?！稄闹衼喌介L安》便達到了此種效果，所不同的是它將學者們往來奔波參加會議的時間與精力轉化到研究與論文寫作的工作中，以期獲得更高質量的成果。此種“研討會式”論文集編寫方法無疑為全書的學術性與專業(yè)性提供了保障，而作為主編為一部優(yōu)秀論文集的出版所擔負的責任從中可見一斑。

書中所收錄的論文均采用了最新的研究方法與考古發(fā)現。田野調查法為考古學歷來所堅持的根本方法。此書中各位學者的研究也均建立在深入的田野調查基礎之上。例如羅宏才在論文《陜西神木石峁遺址石雕像群組的調查與研究》中，附有多張由不同角度拍攝的石峁地區(qū)及石峁遺址實地圖像，為讀者全面反映了遺址當地的地質特點與環(huán)境特征，這表明作者在研究過程中細致的田野調查。美術考古強調體現考古與美術雙學科的研究特色，因而美術學科的研究方法也極為重要。同樣是在羅宏才的論文中，列出了15件石峁遺址石雕群組人像圖片，其中一一對應有手繪線圖，將原本因年代過遠而已模糊的人面輪廓清晰地復原，這為研究石峁石雕人像的藝術特色提供了可行性。隨后更是列出了三星堆、婦好墓等地出土的青銅雕像、石像、玉器等像圖片及手繪線圖，將石峁石雕人像的造型特色、視覺效果、雕刻技巧、風格類型等與示例進行比較，達到對其綜合研究的目的。這一系列的研究方法便將考古與美術的學科特色相結合，顯示出美術考古研究的新趨向。而其余諸學者的論文也包含著各自的特色與創(chuàng)新。各路名家新貴于書中就西部這一相同地域的研究展開相互碰撞與比較，這輪番上陣的學術比武，令我等讀者讀得有味、看得過癮。

美術考古對于學界而言還是一個相對陌生的年輕學科，所幸的是，有這樣一群學者為這門學科的發(fā)展而努力著。《從中亞到長安》僅是西部美術考古叢書率先出版的第一部，我們期待余下的四部能帶來更多的發(fā)現與觀點。誠如李學勤先生在序言中所言，“美術考古則是當前中國考古學急待進一步促進發(fā)展的部分?！边@本書和這套書的出版也當是為這門學科的發(fā)展貢獻了一份力量。

參考文獻

羅宏才主編. 從中亞到長安. 上海大學出版社. 2011